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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词: 龙应台 应星 社会主义新德治

今天10月17星期六，枣读和谐以后重新亮相。

[书评]且看万骨枯(文/油飞）

爷爷于零四年的十月一日去世，此后每逢这个日子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歌舞升平，于我们而言便有了几分尴尬。

作为国民党老兵，爷爷算是经受了大风大浪，却也总算熬到了风平浪静之时。幼时常听他讲起当年“保卫济南”的前前后后，总觉得有几分别扭，及至初中历史学到济南战役一节方恍然大悟：原来标准的说法，当是“解放济南”。

当保卫者们沦为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再也没有人站在他们的角度讲述这段历史。诚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所言：成功是有创造性的、有趣的，失败则是悲惨的，沉闷的——归根到底，谁还需要它们呢？就连我们，也总是心不在焉地听着爷爷那些絮絮叨叨颠三倒四的故事，脑子里拼命编造着逃走的理由。

如今读到龙应台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心底的愧疚与懊悔再次泛起波澜。属于爷爷的那段往事，就这样在我们的疏忽与漠视下，在那个喜气洋洋的日子里与他一并死去了。历史会记录一座城池的失与得，一场战役的胜与败，一个领袖的生与死，一个国家的兴与衰，却会自然而然地遗忘那些普普通通却同样有血有肉的士兵和百姓。这些人，是战败时仓惶又懵懂地背井离乡逃往莫名海岛的国民党六十四军的七千将士，是被日军征召入战俘营充当监视员去虐待殴打俘虏、战败后被当作战犯判刑入狱的原住民，是作为日本军人被派往南洋战场最后却揣着爱人的相片活活饿死的台湾少年，是在饥荒中被逼无奈挑着一根扁担两个竹篓加入宪兵队的十五岁孩童，是背着板凳翻山越岭风雨苦行流亡几千里的八千山东中学生，是湖南衡阳火车站上一念之差从此五十年不得相见的母亲与儿子，是作为“人海战术”的一部分被解放军推上火线的根据地农民，是战火中那几百万被连根拔起“像人口重新洗牌一样”卷入未知世界的中国人。平凡的人们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滴水珠，他们在惊涛骇浪的冲刷下成为面容模糊的“军队”和“人民”，在历史刻板冷静的叙述笔调中丢失了自己的姓名与生活。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只有在我们的记忆中，那些消失的姓名方有死而复生的机会；而当我们开始遗忘，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便从此烟消云散，这片土地也从此吞没了他们曾经存在过的证据。

孕育了绵延千年的锦绣繁华如今却如同洪荒初始般的水下淳安，被炮火击断带着几万士兵沉入汹涌怒涛的红河浮桥，中越边境上满树断手断脚、遍地破碎尸体的“十万大山”，挤满陌生难民和成千上万伤兵的香港街头，连战马骨头都被挖出来吃掉的徐州战场，废墟中浓烟滚滚的德惠城，触目惊心的焦黑和猩红点缀着白雪的四平街，两个月内吞噬了五十多万年轻生命的辽沈战场，解放军以围城战术“兵不血刃”地蒸发了数十万居民的长春城……往事并不如烟，然而这些承载了太多血泪的土地，却在改头换面之后彻底丢弃了自己的过往，仿佛在一面旗帜带着狂喜迎风展开之时，便把那些伤痛的曾经都以浓烈的色彩覆盖了。

若要改变现在，最简洁有效的手段莫过于控制过去；当无知成为力量，集体失忆便可变为集体狂欢。费正清评论说：“中国政治存在于道德世界中。”在以道德赋予政权合法性的同时，无数历史瞬间被硬生生地撕裂开来，渗着血的伤口在时间的罅隙里被灰尘掩埋。我们的记忆出现了大段大段的盲区，或许是这空白太过刺眼，很快又被一支支生花妙笔涂抹得色彩斑斓。有些人仿佛从未活过，有些事仿佛不曾发生，一个凝固的时间点将历史斩钉截铁地划为两半：之前的年代是凄风苦雨的灰白惨淡，之后的生活是和暖春阳的金光灿灿。无怪乎张正隆曾在《雪白血红》序言中感叹：“写现代史，难于写宇宙史。”六十年后，这个拿出上百亿经费举国欢庆的强盛国家，又哪里会需要去回忆自己所庆祝的这一时间点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有选择遗忘的自由和逃避回忆的权利，藉此或许可以获得对当下处境的认同。然而如同徐贲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中所强调的：“人以人性道德的理由来记忆……藉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能够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然而时代造就的个体苦难终须记录——若要抚平伤痛，必先厘清历史；唯有记住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之人，方有可能跳出这施虐与被虐的角色轮回。

在大江大海激流碰撞的乱世一九四九，钱穆先生曾为我的书院写下传唱至今的院歌，字字句句敲打着六十年后新亚学生的胸膛，以历史的节奏呼喊着那个时代的悲痛：“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遥相呼应的，是六十年后龙应台此书封底那淡然平静的话语：“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书评]社会主义“新德治”（文/乐在）

政治就是区分敌我，道德是教人区分是非善恶美丑。显然“敌”并非就是非、恶、丑，“我”也肯定不会是同是、善、美必然的挂钩。传统中国的语境下，总会模糊化道德与政治的分界线，政治领域变成了道德领域的依变项，“道德”不但比政治重要，而且优先于政治，“政治”是一种“道德政治”。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之前，就已经通过延安整风等一系列运动，吸收传统中国的德治、内圣、修身等若干思想，结合现代的政党伦理和共产主义话语，摸索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政治话语术。应星把其称之为“新德治”，他对“新德治”的定义是：“它是用政党伦理来实现一元化的政治治理的体制，它以消灭各种异类、塑造圣洁的新人为着手点，以建设一个纯洁的社会和至善的人间为旨归。”他的新书《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和政治——1951年-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就是通过对西南一个叫柳坪村的田野调查，来探究政党伦理如何塑造乡村新人，构建乡村伦理新秩序的努力，通过他的叙述，我们将看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如何用村民的身体奠定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基础，如何微妙的平衡国家暴力和群众暴力，有效的控制和推进群众运动，如何将政治案件道德化，刑事案件政治化，如何将阶级斗争的新概念落实到村民的头脑里，如何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身体政治化等等。

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传统的农民起义只能改朝换代。黄仁宇经常讲，国民党通过对士绅阶级的动员，完成了上层阶级的改造，中共通过乡村运动，完成了中国底层结构的再造。蒋介石曾经试图通过“新生活运动”等想用传统中国的礼义廉耻来再造他的人马，但是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通过一些列运动（整风运动、土地改革等等），在乡村共同下的传统作用下，通过诉苦、批斗，制造一种暴风骤雨的暴力场面，使得所有的人必置身于其间，有效的改变了乡土中国的传统的人际关系、邻里关系， 打破了传统中国以血缘相连接的社群关系，完成了伦理话语到同志话语、主义话语、革命话语的转变，试图建立一个以“人民”为核心共同体代替曾经存在乡土社会的血缘，家庭。

《两个局外人对谈录》里的Y把共产党这种运动式的社会动员称之为“胁迫”，“胁迫不是强迫，而是创造或制造一个局面，使当事人不得不为之，这就是胁迫。我声明，这里使用胁迫并无贬义或褒义，它是指一种行为特征。所以非一般政党的达成政治目标的方式是社会动员，社会动员的特征就是胁迫民众参加预设的政治运动。”

那么这种改变和动员真的成功了吗？李猛在替吴飞《麦芒上的圣言》这本书的序言里写道“换言之，如果说大众动员真的完成了，并不是因为每个人在内心深处、在生活的方式上成为了“新人”，成为阶级的成员，而是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实现了。这意味着，这种表面的阶级认同，而非深度的阶级认同，并不是每个人被认同者的内心重构，而是整个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一种相互言谈指认的技术，不是每个人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命运和痛苦，而是我们彼此如何看待对方，如何看待另一些人的痛苦，那些没有在“我”的身上经历的痛苦。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会明白，正是自己的痛苦与他人的痛苦在自然上的根本差别，才构成了政治上的认同与伦理上的认同之间的根本差别。在经济政治体制的集体化过程之间，政治文化与大众心态进行的集体化，并非一种实现“心灵团结”的集体化，和体制的集体化一样，政治文化同样也没有构成一个同心同德的集体，毋宁说是形成了一种排斥的技术，一种敌对甚至彼此仇恨的技术。”

正是因为没有构成一种深度的阶级认同和同心同德的集体，新德治之光没有穿越身体到达人灵魂深处，导致旨在塑造圣洁“新人”的新德治，却变成了精神气质和道德品行上的腐烂，表现在其日常实践和政治运作中，就是奴性、官员的贪污腐化、政治的腐败丛生、人性的虚伪冷漠、制度的腐烂溃败。即使通过高调的宣传、浩大的动员、严密的组织、冷峻的刑罚却都无法改变对抗人求生、争权夺利这些恶的本能。但是这种败坏虽然有效的腐蚀了党宣传的神圣性，成为民众嘲笑或者怀疑的对象（比如，开始怀疑雷锋的日记是造假的，董存瑞有没有堵抢眼等），但是却没有动摇其合法性。那么当这种败坏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的时候，党就会重新强化一遍新德治的真理话语。因此在文化大革命过去33年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又在原地转了一圈，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重庆的唱红歌，打黑等，无一不是想重续曾经的革命话语，以证明的自己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找寻在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冲击下人心混乱局面下新的德治话语，而这条路已经被证明过“此路不通!”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循环当中，应星论证：“败坏是德治实践的意外后果，而败坏这种意外后果又重新加强了德治的制度文化。正是这双重的意外后果，使新德治权利不断的被生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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