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枣报

今天是2009年11月7日星期六。枣读如约与您见面。今天的枣读，推出云也退的书评和高小茶的手工历史。

拒绝和解（文/云也退）

十年为一代，十代一个世纪，逢着一个“九”字辈的年份，不觉一代人又像雨后春笋一样，慢慢地零部件都长全了。现在的“九零后”经常被认真地调侃为“脑残一代”，仿佛包围这代人的光怪瑰奇的事情太多，挤压了他们头脑发育的空间。这不能怪罪他们，因为虽然儿时年年逢九，却独独没经历过上世纪中国最后一个重要的“九”字年，成熟以后的脑子里只剩下新世纪的花花世界；相似地，当我们要追溯七十年代时，就得找那些提前两代出生的人，他们对六九、七九都有个深深浅浅的理性印象。

实际上，我对“三反五反”、“反右”、“三年自然灾害”、“上山下乡”、“批林批孔”的先后顺序也是半个脑残，也搞不清大字报和红卫兵究竟是好是歹，读到《七十年代》里的一些作者嘲讽红卫兵，另一些又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当过红卫兵时，总会发懵。这群知识分子应该代表了四零后五零后那两代人中的精英了——至少是文化和记忆的精英，在写文章的时候也不免无法顾及后辈的知识疲弱，将《人民日报》社论语、广播标语、语录文、食指（他们大多直呼其原名“郭路生”，就像称一个圈里的师哥那样）的《相信未来》里的词句灵巧地挂在嘴上，那句有名的拉丁短语“quarum magna pars fui”（我曾亲历那件大事）是所有这些文章共彰的中心；而几乎所有人又都像恺撒那样潇洒地补上了“我看到，我走了”的意思，以示灾厄也好，苦涩也罢，谁都可以在我翩然远走的背影之后分享与感怀，哪怕在他们长歌当哭的七十年代，你还只是一摊无知无觉的液体。

和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一样，北岛依然是他一派文化先觉者的淡然，仿佛时过境迁，记忆里的一个个“血红的黎明”也都已经陌生化，历历在目的是报告文学里常见的日期先行，和点到为止的发问与总结。《今天》是他的纪念碑，1978年底的一天，“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文化机构和公共空间，还有高等院校。”这已是一位成熟的文化报春鸟了，议事完毕，骑车回家的路上，他感到“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我可以理解他那种对壮烈的企盼和预感，一点也不矫情，因为正如蔡翔的文章所示，经历了1966年来那么些“反”、“斗”、“批”、“放”后，谁也不敢确信天是不是真正变了，镣锁还会不会忽然降下。除此之外，北岛的七十年代叙事便基本都是私人化的了，不做全盘的评价，不让情绪（如果还有的话）像过去写诗时那样任意溢出控制。联想起近年来他对《回答》一类作品的否弃，不能不说，在成名那么多年后，当年偶像级的文化战士在考虑策略性的和解。

但是北岛这些人并不见得接受另一种和解——同七十年代，同极左政治，同逝世之前的毛的和解。有些人，如姿态最激进的陈丹青，如冷嘲欲最强烈的范迁，恐怕永远不能和解。陈丹青认为，文革让人跌破伦理底线，播种蛮横的国家主义逻辑，直接流毒于今，范迁则引自己上榜“黑画展”的经验说：人的观念、审美和表达方式不是一个极权政府可以控制的。对这些人而言，宽恕文革就意味着犬儒，就是对他们坎坷求生以及其后选择的彻底否定。陈丹青甚至有些轻蔑地指称“控诉承平时代的恶”是容易的，言下之意，“怒二代”没法继承“怒一代”的记忆资本，理当蛰伏在民间老老实实练级，听取后者的叙事积累经验。在这代人里，有的人（如阿城）可能习惯性地觉得事实与公论昭然，多说不必，有的人（如赵越胜、陈建华）更愿意沉浸在个人世界里，以对好友、老师的经常是美好的追忆覆盖那些本应由苦楚填满的人生空白，但那种坚实的快乐未对时代构成屏蔽或粉饰，它们不是阎连科所谴责的知青文学里那些“欢乐的历史记忆”。蔡翔也旁证道，“诉苦”往往是选择性的，“个人诉苦的背后有着阶级和阶层的利益。”知识分子在生存毅力上不见得强于大众，不过他们长于对不同的情感叙事进行抽样药检，鉴定其中有没有多余的、异化的兴奋。

偷鸡摸狗，不劳而获，漠视乡民，知青下乡时不光彩的道德表现，让阎连科萌发了摆脱“出身农村”这一灾难性命运的决心——他的忿怒最终以知识分子气的、内省的形式表现出来。与其说被自己的时代劳动筋骨、折磨蹂躏，不如说被它“蒙上一层阴影”，阎连科们以暗暗发愿的方式走上立言立功之路，且不论他们此后的成就如何，这个过程足当钦佩。过去我觉得，八十年代的幻觉破灭，是因为热情高涨的人们没有吸取七十年代的教训，比如说，没有牢记“组织是靠不住的”，现在看来，那些完整咀嚼过七十年代况味的文化精英，若干年后便不应有恨。造化摆弄之残忍，后果之预期的可怖，消散在张郎郎蹲过的半步桥死牢里，在邓刚舍命扑腾过的大连港湾里，在朱正琳看见墙上一串锈铁镣铐时的突发奇想里：“我想到了猴子捞月”。他们记下这些事情，也可帮着除灭我们多余的想象。怒过了，就不再恨。

我乐意宽泛地称这些人为“怒一代”，他们与共和国年龄相仿，人生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最重，一次次政治运动撵着他们的脚跟往前走。人说“富不过三代”，那么怒能过三代否？还是传着传着变成了恶名昭著的祥林嫂主义？传承记忆比传承祖产更难，财富被消费掉还有的可挣，记忆遭到浪掷以后恐怕找回来都难，我们所谓的“脑残”一族，与其说是被消费主义的现实惑乱了心灵眼目，不如说是因为欠缺对自己民族的过去的感知、丢弃集体记忆中的继承份额而活得虚无。并不是非得信点什么超验思想才能不虚无；一个人对不远的“殷鉴”哪怕只有一点点兴趣，也能让他的笑容坚实睿智一些。

文集里“攒底”的一篇，不遑多让地交给了韩少功去完成。他回顾当时地下读书的事迹，津津乐道，但不管怎样自得于那份求知狂热，他都依然故我地关切着又背对着当下。“一代失学者的漫长假期早已结束了。‘文革’远退到三十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典型韩氏的取景和对焦，既深且准，毫不留情。他申斥现实，鞭挞汲汲营营的功利人群，这是他不和解的方式：一个文革“哺育”的逆子，鞭挞承平盛世正奶着的顺民，或者说，“脑残”。

于是我跟人说，我还算走运，对上世纪最后一个重要的年份还有那么点微弱的记忆。阿里阿德涅的礼物不能指示忒修斯通往米诺陀的道路，但可以助他回来时不会迷途：就冲着这一点，我接过她递来的线头。

手工历史：包校长反坏（文/高小茶）

导言：重庆在打黑，打黑在推广。薄市长一声令下，王局长雷霆万钧。黑势力纷纷落马，好市民自费感恩。有的律师忧心程序正义，有的人民热爱实体正义。好人依然是英雄，坏人依然是混蛋，人民依然等待解救，“文强上头还有人吗？”依然没有答案。包青天教导我们说：公道自在人心。至于法律，他没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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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仰正今年56岁，调任市十七中的校长快两年了。他并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能在这个位子上干到退休也就满足了。但这并不表示包校长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校长，在他任内，十七中的升学率排名提高了两位，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包仰正知道，学生也好，家长也好，教育局也好，看重的都是升学率，升学率好看，大家都高兴。他一直狠抓教学质量，别的事情也就没想太多了。但这一天，发生了一件逼着他把眼睛从课堂上移开的事情。

这天包仰正和平常一样推着他的老马自行车走出校门，一个面有怒容的中年男人忽然挡住了他的去路。他还没反应过来，那个中年男人就从身后拖出了一个怯生生的孩子。他一边把孩子的袖子挽起来一边对包仰正嚷嚷，你看看你看看，这孩子都被糟蹋成什么样了？

包仰正认出这孩子是他的学生，大概是今年刚入校的，个子很小，也比较眼生。只见那孩子细细的胳膊上满是烟头烫伤和指甲掐伤的痕迹，新的旧的加起来有十多个。他心里一惊，赶忙问这是怎么了，同时心里忐忑着：这可别是哪个老师干的啊。

事情倒没那么复杂。多少年了，这个学校里里外外，总有那么一些坏学生经常聚在一起骚扰普通学生，勒索钱物啊，调戏女生啊，打架斗殴啊，什么坏事都干。这个中年男人带来的孩子就是受害者之一，因为家里管得严没有零用钱，自己胆子又小，交不出“保护费”，被坏学生欺负得够呛。家长忙着在外面挣钱，一点也不知道。直到老是听到孩子梦里都哭着喊救命，觉得不对头，才发现这么一回事。

这位家长气愤不已地说，包校长你要看清楚啊，这些兔崽子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使使坏了，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就是一个小黑社会啊！

“小黑社会”这个词刺了包仰正的心。他以前也知道学校里有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和外头不读书的那些小混混有联系，在学校里是个祸害，但他没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他一直觉得只要学习抓得紧，学生们自然不会有精力再搞其他名堂。现在看来，这个想法还是不对，至少不全对。

包仰正痛定思痛，决心好好清查学校里的小黑社会问题。他把这个被收保护费的学生当成突破口，让他把欺负他的坏学生都指认出来，亲自和教导主任一起一一审问这些坏学生，让他们交代自己干过的坏事。然后列出黑名单，把他们的大头照和处分意见张榜公布。包校长还开了一个名叫“校园反坏行动发动大会”的全校大会，在会上对已经处分的那些坏学生进行点名批评，把他们的劣迹公之于众。同时宣布已经发现的坏学生还只是冰山一角，反坏行动还将继续展开。包校长在会上痛心地说：“不是我们要找这些坏学生的麻烦，是被他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们没有把其他学生当成同学，而是当成了牲畜。这些坏学生的行为就连范跑跑都不能容忍！”随后，他在学校里安放了举报箱，还自费办了一个新手机号作为举报热线，让全校都看到校长反坏行动的决心。

包校长的重拳出击立刻收到了成效，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收到了40多条举报线索，其中80%都是实名举报。面对学生们的信任和期望，包校长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把全体年级主任和班主任组织起来成立反坏专案组，放学以后分头把被举报的坏学生留下交代问题，没收手机，不交代不许吃饭也不许回家。包校长跟专案组严词强调：涉及其他学校需要通报的就通报，需要通知家长的就通知，需要向派出所报案的就报案，绝对不能姑息纵容。不出所料，这当中也遇到那么一两个小头目有个“好爸爸”的，包校长也有办法：他的独生女嫁得不错，女婿是市纪委的二把手。包校长的好女婿对付小头目的好爸爸，反坏一方并不吃亏。

这样两个月下来，十七中校内校外的氛围都大为改观。再也看不见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抽烟的小混混，女生也敢一个人走路回家了。有家长还自掏腰包做了一面写着“恩重如山，爱生如子”的锦旗送到学校来，包校长慎重地把它和以前收到的考上北大的学生的感谢信一起收了起来。

一片喝彩声中也有和包校长过不去的。有个自称是附近一所大学心理保健中心医生的女人找到包校长，自称听说了包校长的反坏行动，特地来请教包校长如何界定反坏的范围，反坏的方式是否合理，反坏的力度是否过大。第一，有的孩子是恋爱了，后来谈不来又分手了，女生就说男生调戏侮辱过她；有的孩子是一时冲动吵架打架了，吃了亏的一方就说另一方是小黑社会，这些被举报的孩子会不会因此就翻不了身？第二，反坏的过程中审问学生，不交代就不让吃饭不让回家，有的孩子倔脾气上来绝食了，这怎么处理？第三，贴大头照，登黑榜单，公布“劣迹”，这不仅损害了所谓的坏学生的自尊，让他们永远背上了坏学生的包袱，也是对被欺负的好学生的侮辱，让他们被嘲笑为懦弱无用。无论是怎么牵连进去的，孩子们的心理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包校长耐着性子听完了，只问了她一句：“请问，你有孩子吗？”女医生愣住了，她刚想回答，包校长就继续用不容置疑的语气接着说：“如果你有孩子或者打算要孩子，你应该能理解广大家长对校园里小黑社会存在的担忧和关切。目前，没有什么比保障我们的孩子能够平安健康地成长更重要！”

女医生似哭似笑地看着他，站起来，转身离开。在走出包校长的办公室以前，她回过头来对他说：“您知道吗？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超过十次犯罪。您有个做官的女婿，您以后的校长也有吗？还有，别忘了，那些坏学生，那些小黑社会，他们也是孩子啊！”说到最后一句话时，她的声音已经近于嘶喊。包校长忍不住抓紧了椅背，担心她会猛然发狂扑过来。但女医生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再多说一句话地走了。包校长对着她离去的方向发了一会儿呆，但很快就回过神来。已经放学很久了，该回家了。

包校长像往常一样慢慢地推着他的自行车离开学校，他看见两个七年级的孩子走在一起。男生揪了一把女生的马尾辫，然后飞快地逃跑了，女生则带着哭腔喊到“你等着，我要去举报你！”他忍不住笑了。这时，那个神经兮兮的女医生“他们也是孩子啊！”的那声尖叫，似乎又在他耳边响起。这让他忽然觉得有点累。包校长赶紧甩甩头，提醒自己这样可不行：晚上有三个班的作业要改，明天还要听取狄主任的本周反坏情况汇报，下周全市教育系统大会用的反坏经验报告稿还没写好。这些都是事，都等着做呢。包仰正踌躇满志地长出一口气，跨上了他的老马自行车，用力地蹬着车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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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报终于回来了，枣读也已经又发表了三期。枣报的藩司的回来了，枣读的呢？归来吧。枣读叫你们回来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