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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词: 开天窗, 海德格尔, 阿伦特

今天是2009年11月28日星期六，枣读与您相约周末。本期继续推出容安的民国新闻界八卦系列，外加油飞有关阿伦特长文一篇。

闲话《新华日报》”开天窗”

文|容安

一月份的山城，夜晚依旧寒气逼人。昏黄的灯光透过窗户，里面人影攒动。突然间声音低了下来，一个浑厚的男音开始讲话，讲到中途被打断，一份电报被递了上来：

1月4日，新四军军部九千多人从安徽泾县出发，第二天到达茂林地区，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第二十三集团军顾祝同、上官云相所属部队袭击，叶挺被捕。

周恩来看到这个不详的消息，觉得应该对在场的人们讲些什么。这时，饭厅的灯突然熄灭，短暂的黑暗之后，又亮了起来。他说：

“黑暗是暂时的，光明终会到来。”他接着说：”好像刚才的消息说到新四军最近在向北移动中北国民党重重包围，但相信那些战士是会冲破包围和黑暗，因为他们有必胜的信心和艰苦卓绝的毅力。”

1941年1月11日，共产党在重庆获准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已经在国统区出版了三个年头，历年的创刊纪念日都会一些庆祝仪式。这天晚上，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南方局领导人来到报馆祝贺并参加庆祝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发生了前面的一幕。

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并通过中央社编发消息强迫重庆各报馆在第二天刊登并配发评论。

虽然从法律上说，《解放日报》在国统区的出版是自由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不是这样。国民党为了钳制言论，在其统治区设置新闻检查制度，身为共产党机关报的《新华日报》所受到的检查尤其严格，怎样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发出去便成了报社同仁所要费神的难题。

这天晚上，在山城斜坡梯街，《新华日报》总编潘梓年和石西民打着油纸糊的灯笼匆匆走过，一一到《大公报》、《新民报》、《新蜀报》、《国民公报》等报馆的夜间编辑部向编辑们说明皖南事变的真相，希望他们能对中央社歪曲事实的稿件予以抵制。然而各家报纸毕竟不是共产党的喉舌，自然不会只为共产党说话而将矛头指向国民党。

战斗的只能是《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组织写作了交待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和驳斥国民党的社论，一送检便被”墙”。

1月17日夜，周恩来亲笔写了”为江南死难者致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四言挽词，准备在第二天报上刊登。编辑部在午夜过后才拿到手稿，而此时的新闻检察官还坐在报馆里等着第二天要出版的报纸。

为了刊登周恩来撰写的题词和挽联，《新华日报》在版面上做了特殊安排，在题词的版面上事先填上其他两篇无关紧要的稿子，先印了几份拿给这位三十多岁的检察官看。这位检察官看报上没有”皖南事变”的字样，便放心离开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新华日报》已经粘贴在大街小巷的阅报栏里，送到了订户家中。通过两处处理的版面，开了一个大”天窗”，以此让读到报纸的人都明白了其无声的抗议。

《新华日报》的编辑章汉夫在几个小时之前陪着年轻的新闻检察官烤火，他们曾有过这样的一段谈话：

检察官：我是奉命来的，目的是要求《新华日报》明天的报纸上不要等在反政府的新闻和文章，希望你们能体谅我的苦衷，明天报上没有什么大事，大家都过得去，我也就好交差了。

章汉夫：新四军是勇敢抗日的军队，为什么政府不守信义，对正在北撤的新四军突然发动围歼？你们作出这样亲痛仇快的事，居然还颠倒事实真相，宣布新四军是叛军，对我们送审的揭露事实真相的新闻稿也加以扣押，你们这样做，只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称赞。

你们不让《新华日报》刊登事实真相的报道，道理何在？新闻自由权利在哪里？

检察官：国家大事嘛，我们也不必多谈。总请你们谅解，我希望明天大家都没事，对我好，对你们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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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远方的姑娘 （文/油飞）

一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出生于一战之前德国短暂的黄金时期里一个富裕和有影响力的犹太人家族。特殊的家庭背景一方面给了她良好的教育条件，另一方面也使她从小便承受着对其种族日渐弥漫和加剧的歧视，这无疑对她之后对极权主义和“平庸的恶”的关注埋下了伏笔。天资聪颖的她幼年时便对世事有着与其年龄不符的观察与理解，并常作惊人之语。七岁时她深爱的祖父去世，而她沉静地跟在送葬的队伍后面，并不流露丝毫痛苦与惊慌；不久后与母亲谈论此事，她说：“一个人应该尽可能少地思考悲伤的事，因此而情绪低落毫无意义。”十三岁时阿伦特已经在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及后来成为她导师的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的心理学》；她因不想早晨去学校而放弃早读的希腊语课程，更因为各种古怪病症而十个星期不去上课， 却依然可以保持无人能企及的成绩；她的固执与叛逆得罪了学校而险些无法完成高中学业，最终却得以提前一年通过毕业考试并获得表彰。

少女时期的阿伦特有一种动人心魄的美，清爽利落的外表下流露的坚定带给她难以被人忽视的魔力。在马尔堡大学里十八岁的阿伦特遇到了三十五岁的海德格尔——当时他正因特立独行的哲学观点与令人着迷的口才而受到狂热追捧，却也不可避免地注意到了这个既自信又腼腆的女学生。在几次谈话与书信往来后，俗套的师生婚外不伦恋顺理成章地发生了。对海德格尔来说，这不是简单的被女孩的青春美丽所诱发的激情，更是因为从未有任何人如阿伦特般理解他的思想、激发他的灵感；若无阿伦特的陪伴，他也承认自己不可能完成《存在与时间》。然而海德格尔似乎从未真正注意到阿伦特自身的独立性，对他来说这个女孩无非是一个温顺的情人和聪慧的粉丝，或许正因如此，当后来阿伦特的思想偏离了他的轨道甚至对他构成了背叛，他才会恼火到在读过《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 德文版名为《积极生活》）后愤然与阿伦特中断通信。

这段初恋里阿伦特用纯粹的狂热的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影子，终于她因为害怕丧失自我而逃跑到了海德堡投奔海德格尔的好友雅斯贝尔斯门下；然而距离并未使她成功摆脱海德格尔的牵绊，直到海德格尔受聘于弗莱堡大学后提出彻底解除这段关系，她才绝望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后来成为理性而冷静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阿伦特，曾在一封信中以淡然平缓的语气写道：“我始终知道，还是一个小孩子时就知道，我的确只能在爱情中生存。”女性主义者通常因阿伦特在这段感情中过于低下和柔弱的姿态而感到忿忿不平，却少有人意识到爱情亦是阿伦特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所以在她清楚地意识到海德格尔的“天才与谎话”之后仍可保留这份特殊的情感，并在海德格尔因与纳粹的亲密关系而声名狼藉之时原谅过往一切，为他重拾散落一地的生活。

这份长达一生的爱却并未使阿伦特在面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缺陷时一叶障目，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思想终将背离她崇拜的爱人与老师，并因此感到某种愧疚。在《人的境况》出版之时，她以复杂的笔触写下这样一首未曾寄出的短诗：

“这本书的题辞空着

怎能把它题献给你

给我所信赖的人

给我曾对其忠诚

却未能保留忠诚的人

而这两者，都充满了爱。”

当这段恋情成为一个著名的哲学事件，学术与感情的分野也变得模糊不清。事实上，阿伦特保留了对海德格尔情感上的忠诚却放弃了对他学术上的忠诚，这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件莫大的幸事。

二

纳粹上台之后阿伦特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迫害，她及早认识到了局面的严重性并逃亡巴黎。自身刻骨铭心的经历和二战后席卷全世界的惶恐不安促使阿伦特对极权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统治形态展开了观察与思考。1949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一次系统地描述了这一状况并试图在理论上得出总结，这一著作令阿伦特声名鹊起，也初步展露了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挑战。

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以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黑暗形式存在，它彻底反人类、反制度乃至可以对其统治下顺从的人民进行毫无军事、政治、经济以及任何动机的大规模屠杀，并为实现此目的而构建一个完全虚假的远离现实的世界。极权统治以个体成员的无条件信仰与忠诚为其心理基础，因此统治者不停歇地制造各类运动、虚拟各类敌人以激发和加强组织成员的归属感与献身精神，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作为运动和政党的一部分而存在，且“受惠于自己所加入的党和党交给自己的任务”。这些运动中的共同体建基于虚假的意识形态之上，由于这种意识形态是非事实、非经验的，所以需要在群众中不断重复强化以产生长期性；在这种宣传与灌输中，道德义务被弃之不顾，人们只需相信自己正在投身于“历史发展的规律与潮流”，便可将一切反人类的屠杀活动视为推动历史进程的理所当然。 这些狂热的信徒，被阿伦特称之为“群众”

在被极权主义政党“发掘”之前，“群众……缺乏一种具体的、明确表现的和有限的实际目标的阶级组合。……他们潜在地生存于每一个国家，由大量中立的、政治上无动于衷的、从不参加政党、几乎不参加民意测验的大多数人构成。”就是这样一批被视为政治冷感者，却恰恰是极权主义政党的动员主体。“孤独和缺少正常的社会联系”的生存状况决定了他们需要虚幻的“精神家园”以得到保护，因此一旦参与到极权运动中来，他们便会对个体利益失去兴趣，转而坚信自己所从事的“光荣而伟大的事业”，以至于将其奉若圭皋而完全不顾现实逻辑，对包括自身在内的个体生命所遭受的残骸与杀戮无动于衷。这恰恰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最期望看到的、完全依赖于意识形态而非理性的忠诚。

当极权主义走向灭亡，人工构筑的幻象崩塌，群众中的个体重新回归孤立无援的境地，生命的意义再次丧失。然而一切远未结束，阿伦特警告说：“当他们除了失败没有剩下什么时，他们便会悄悄地放弃自己的过去……直到旧的意识形态重新赢得大规模胜利并掀起一场新的群众运动。”因此，纳粹与斯大林主义的失败绝不意味着极权主义的终结，它的阴影始终隐藏于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之中，随时准备卷土重来——事实上，历史也在以惊人的相似性证明着这一点。

三

阿伦特随后的另一部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对《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对于恶的论述进行了修正。1960年5月，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最终被判处绞刑。藉由《纽约客》记者的身份，阿伦特旁听了整个审判过程，并综合有关材料写成了这份连载于杂志上的观察报告。

“平庸的恶”的概念一经提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在当时将艾希曼视为恶魔的人们看来，强调他是一个平庸的普通人这一点很像是为他开脱罪责；这与阿伦特自己对极权主义“极端的恶”的论述事实上也是背道而驰的。阿伦特承认，艾希曼甚至并未真正持有对反犹主义的狂热信仰，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兢兢业业执行命令完成任务而已， “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热心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动机。” 艾希曼的“平庸的恶”之根源在于他对与命令不假思索的盲从，这种恶已远非个人道德可以解释的恶，而成为制度之恶。这种恶更具有普遍性，也因此而更加恐怖；任何一个普通人甚至善良的人都可以因为尽忠职守而做出丧尽天良之事，并丝毫不因此而感到痛苦和悔恨。屠杀的命令或许由希特勒下达，而令这杀人机器成功运转起来的，却是无数不知面目姓名的普通人；若无这些平庸者的恶，极权主义的极端之恶也永无实现可能。因此阿伦特指出：“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则来看，这种正常比把所有残酷行为放在一起还要使我们毛骨悚然。”

将加害者平庸化的同时，阿伦特又以不受欢迎的洞察力揭开了自己民族的伤疤：她指出，犹太人委员会的许多领导人对大屠杀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有些人甚至出于某种目的与纳粹有着私下的合作，而若没有他们的积极配合，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并无可能顺利进行。然而在耶路撒冷审判中，有关这一事实的证据被刻意地淡化了，起诉者显然认为此类家丑在审判敌人之时不适合公开。阿伦特坚持认为，历史真实的公开不应该是有选择的，不能因其有“阴暗篇章”而加以删改。揭示全部真相的目的并不是为敌人开脱罪责，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受害者群体本身在浩劫中所起到的作用。若没有受害者逆来顺受的配合与服从，邪恶是否可以如此畅通无阻？这并非对受害者落井下石加以谴责，而是以一针见血的刺痛警告人们：受害者与加害者身份界限的模糊，同样也是极权主义的恐怖之处。

四

《极权主义的起源》为阿伦特赢得了世界声誉，却也因其公认的结构混乱和言辞晦涩而遭到诟病；《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虽然有着截然相反的简明易懂的语言风格，却又因其独特的视角而招致猛烈抨击。在学院派看来，阿伦特在本应严谨的分析论述中掺入了太多感情因素；然而对公众而言，这恰恰是她迷人之处。事实上，她将自己定位为“自由撰稿人”而非哲学家。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对海德格尔进行彻底清算并颠覆了哲学界推崇了几千年的“沉思”传统，号召人们积极地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她本人也一生致力于实现这一理想，努力将个体批判性思考带入公共空间。

尽管遭到诸多损毁，阿伦特可贵的固执终生不变。她曾引用歌德的诗歌来形容自己：“我觉得我就是我，那个来自远方的姑娘。”诗人笔下那神秘而美丽的姑娘的确令人惊奇地贴近着阿伦特的精神与思想：

“她带来了鲜花与果子

成熟于他方土壤

置身于丰饶的自然里

沐浴着别处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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