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枣报

每一年在年终的时候，枣读都写下这么多关于死亡的名字，这些人就是博尔赫斯说的曾经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变成诗，变成短篇小说，变成寓言故事”的人，正式因为他们的存在，人类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提升。我们纪念，我们汲取，我们谈论他们的死亡，我们并不哀叹大师的死亡惶惶如丧家之犬，感慨时代的消逝，我们同样也不像新闻媒体一样，每一次的死亡，都能变成一次饕餮狂欢，我们只是记录，记录曾经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有着怎么样的精神存在，而我们的时代有着怎么样猥琐！

唐德刚，柯拉科夫斯基，厄普代客，列为斯特劳斯，克朗凯特，季羡林，任继愈，丁聪，梁羽生，谷林，杨乐云，萨缪尔森，杨宪益，王世襄。。。。。。我们记下的或者没有记下的，我们写出文章纪念或者没有写出文章纪念，2009，一长串的名字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

枣读，2009，逝者，与你共同回味那些曾经在我们的学习生涯中留下点滴印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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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折戟沉沙铁未销

文/油飞

唐德刚1952年读研究生时发表《梅兰芳传稿》，触碰“为生者立传”之大忌却立刻名动四方。身为历史系学生，他的文笔随性洒脱，天马行空，俏皮中不失严肃，细致中洋溢磅礴，读来畅快淋漓而实难为学术界所容，连胡适都觉其“稍嫌渲染”；又常见他夹杂些个人评论，每每语出惊人曰：梅兰芳“之所以能名垂史册，不是因为他贵为今日的‘人大代表’；也不是因为他曾经立过什么‘功’，什么‘德’足以造福人群，而是因为他能以男人扮演女人的成功！”细想来，又何尝不是一种实话。

唐公的独特文风该归功于幼时严格而开明的家教：他既有着良好的古文底子，十多岁就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又从小开始学洋文，为日后远赴重洋打好了基础。后来拿了国民政府的钱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谁知祖国瞬间江山易主，身为社科文史类学生的他也就尴尬地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唐公曾给自己下了个总结，叫 ‘三不要两不行’：大陆不要，台湾不要，美国也不要；中文不行，英文也不行。当时流落他乡的青年学子，大多也面临过类似尴尬。

由此之后将近一甲子，唐公在海外将“唐氏史学”一路发扬，自立门户，自成一家，其文笔之幽默，治学之严谨，相较当下每每哗众取宠的所谓明星学者，高下立判。周策纵曾评价其“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与此同时周又强调：“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这便是唐公的最难得之处。

口述史由当事人讲述亲身经历，较翻查资料得来的结论自是更为直观可信，有时更可纠正长期以来以讹传讹形成的偏见。例如流传甚广的“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一说，乃至言之凿凿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等语句，就在《张学良口述实录》中由张本人亲口予以否定：不抵抗的决定是张做出的，与蒋无关。在那个中国风云突变的特殊年代，唐公主持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项目抢救了多少珍贵史料，实难一一估算。

但一切的口述历史，都难免因讲述者记忆或理解有误而“以己意出之”；因此口述史绝非简单的录音整理，其中需经大量资料筛查核实工作。据唐公自己估计，大学者如胡适的口述资料也只有百分之五六十可用，普通人则最多用到百分之二十，其余全看史学家的考证功夫。李宗仁军人出身，言谈行事粗放不羁，信函电文都交给秘书去做，口述时便常常信口开河，唐公无奈曰：“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人笑死的。”于是他的回忆录里，本人口述仅占15%不到，其他85%都由唐公从相关历史文献中反复考证修订而成。不仅草莽英雄如此，学者文人莫不如是。如胡适声称家族人口在太平天国前后由六千人锐减至一千二百人，唐德刚遍查资料不可证，便在文后标注出这个数字在逻辑上的不成立，指出此处可能记忆有误。贯穿民国外交史的关键人物顾维钧，心思细密，精通外语，记忆力超强，却也难免出错。为了写顾维钧的回忆录，唐公不仅日日到图书馆查阅当时报刊，更阅遍顾维钧自己保存的三十七箱资料。某次录音时，顾维钧把“金佛郎案”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唐公指出他记忆有误，他却对自己的记忆力信心十足，不服气地坚称“事如昨日”。二人论辩许久，最后唐公不得不翻查出当年顾维钧亲笔签署的文件，才将其驳倒。

所以做口述历史，记录者与讲述者的关系实难把握。好在唐公自有其人格魅力，与诸多重量级人物均能建立起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身为国民党CC系的女婿，唐公有时也自觉身份尴尬，如李宗仁一开始就对他保持几分警惕，直到唐公坦然说明身为史学家理应客观，即使“老丈人”也可以批判，李宗仁才大喜过望开始与他交心。后来李宗仁做口述时，常常亲自烧个安徽火锅、做个四碟小菜，与唐公“煮酒论英雄”，有时聊到深夜还不肯放唐公走。更难得的是唐公有着史学家的耿直，并不会因私人关系而为友者讳，如他曾著文将张学良称为“花花公子、军阀、爱国者”，竟得到张学良本人的赞同，认为这是描写他的文章中最全面最贴切的一篇。即使面对亦师亦友的胡适，唐公也不会客气几分。在胡适论及“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之时，唐公便在注释中与他抬杠，指出他对“出人头地”的执着追求实在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太重，不适用于一般学生。若说胡适想教出像他一样有成就之人，则唐公的目标就是教出“像我一样没有成就，但却有个正当职业的普通人”。

因此，唐公与讲述者的私下对话往往包含了海量有价值的信息，他也常常因对方的讲述而触发自身感慨。所以唐公的口述史著作中，“对话”往往比“正文”更有看头。唐公整理胡适的录音资料时，每每忆起与胡适的交谈，便顺手做个眉批，最后竟导致批注长过正文，“简直变成胡适春秋里的公羊传、谷梁传了”。很多批注并非为纠错而是唐公有感而发而不吝笔墨，如提到胡适父亲对鸦片的深痛恶绝，唐公便于批注中大谈特谈自己对于大烟和老兵的印象；而提及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对基督教的观感，唐公也忍不住将自己的类似经历洋洋洒洒写了个将近三页的注释。如此写历史，怕也仅唐公有这雅兴与底气。

那个年代的文人学者，大多有着几分狂狷，笔战互损乃是常事。唐公与夏志清是多年好友，互相也颇为尊重和敬佩对方的学术涵养与为人之道，却也有过一场由红学引发开来的飞沙走石火药味十足的著名论战，某些段落甚至难逃人身攻击之嫌，几乎让两位老友撕破脸皮。好在几个回合下来，二人于某酒会碰面，当场把酒言欢乃至作出俄式亲吻，直让旁人怀疑之前的口诛笔伐是否是商量好的炒作之举。其实唐公一向以辛辣直白与不留情面闻名，老友夏志清又何尝不知。两人之前闲谈时，唐公就曾评价御用文人郭沫若为“四大厚颜称第一”；说到毛泽东诗词，他的结论是——早年还像中学国文教员写的诗，晚年作品则真真叫人不忍卒读。

出于这我行我素的性格，唐公往往不吝于对历史人物做出有悖于主流的评价，以一家之言弥补成王败寇的历史局限。如五四运动中被树做靶子、扣上“卖国贼”大帽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在历史课本中给多少中国学生留下了软弱无能、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刻板印象，而唐德刚一方面承认其妥协倾向，另一方面也引用日方会谈记录，指出其于谈判桌上“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情绪颇为激越”，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更为立体的、有血有肉的曹汝霖，凸显当时局面下曹氏身在其位的尴尬与无奈。又如《袁氏当国》一书中，唐公赞袁世凯为中国历史少有治世之能臣，将其描述为一个为历史局势所左右的悲剧人物，认为袁氏复辟很大程度上处于周遭谋士的精心策划而非自身权欲熏心：“予岂好独裁哉？予不得已也。”相较国内对袁氏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的态度，真真是部翻案之作了。

唐公身为史学家之独特，还在于他敢于以史鉴今，其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虽引发诸多论战，却也在大胆新奇之余有几分根据。“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这样的胆识与笔锋，怕是当今无人能及。然而唐公于建国前便离乡背井，其文学和史学成就从未在体制内轨道发展，如今虽不时回国探亲讲学，其坊间影响力恐怕远不及体制扶植下的若干学术流派。10月26日我在地铁上斜眼瞅到旁边的大叔举着报纸，头版头条便是唐公的遗像，不禁大惊失色，与旁人语：“唐公去矣。”而身旁同学面面相觑，竟不知唐公为何人。我顿感哭笑不得，不禁想起唐公曾讲过的那个小故事:

1970年末唐公访台，林语堂设宴接风。在酒店大堂里，唐公问衣冠楚楚的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对方两眼一瞪，大声反问：“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

如今提及唐公，怕也会有人问：唐德刚是哪家公司的？好在唐公总以“无成就而有正当职业的普通人”自居，估摸也只会于九泉之下哈哈一笑，自去找诸位老友煮酒闲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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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拉科夫斯基：不曾消逝的莱罗尼亚王国

文/油飞

一

柯拉科夫斯基的思想经历了两个极端：他年轻时期曾是一位热忱的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以至于在反共浪潮中不得不随身带着手枪自卫；后来却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共产主义的坚定抨击者，被波兰和苏联诸多学者称为“朝三暮四的叛徒”。他曾加入波兰统一工人党，后公开批评波兰政府限制言论自由，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从官僚主义和异化世界中摆脱出来才能重新恢复声誉，因而被开除出党；自此之后他走上背离共产主义的道路，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所发明的药物——国家财富和一党统治下的集权化国家所有制——已经超过了社会的控制范围，比它要治疗的疾病本身更加病态；它在经济上毫无成就，却使社会中官僚主义作风盛行，成为绝对的准则。”

于是，柯拉科夫斯基开始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阶级性对立起来，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理论，本应当依照历史社会的发展与科学理性在客观层面得以检验，如今却被社会主义国家利用成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通过口号、权威、感情煽动等宣传手段将其宗教化、狂热化、神圣化，更可依据政治需要对其内容随意阐释，结果只能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破坏殆尽。因此他主张摆脱这种意识形态的神话与桎梏，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和生活领域的“绝对独裁者”，而号召争取一种“理智的马克思主义。”

在其之后的经典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一书中，柯拉科夫斯基由马克思提出的“异化”概念入手分析，断言马克思本人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所主张的共产主义应当是消除异化、实现人本质的复归；然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个过程意味着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这便为独裁专政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政治实践上带来了消极后果。有鉴于此，柯氏以无可争辩的笔触指出共产主义体系在实践中的不可行，批判列宁对马克思的阐释是违背马克思本人意愿的，而斯大林主义更是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也是追求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必然结果。

柯氏对马克思主义的概括实在与主流学界的认知大相径庭。面对学界将马克思主义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传统，柯氏毫不客气地指出这陷入了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泥沼，有悖于马克思的初衷。事实上，由于马克思在科学领域的论述几乎不可被证实或证伪，因此其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哲学领域。在柯拉科夫斯基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旨分别为：浪漫主义主旨，浮士德—普罗米修斯主旨，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和决定论思想的主旨。在抨击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时，马克思秉持着浪漫主义的思维模式，认为社会契约论中通过法制体系来限制人的自私天性、通过牺牲人的一部分自由来保障整体利益的架构是不符合人的本性需要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社会共同体之间将不存在矛盾，因此一切调解中介都将不复存在。而浮士德—普罗米休斯主旨又可称为英雄主义—救世主义主旨，因马克思反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坚信历史是通过人类劳动完成的自我实现，人作为创造者具有无限力量；由于过分强调人类作为整体的存在，马克思几乎不考虑个体差异及个人命运，这为允许革命过程中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埋下伏笔。此后马克思在决定论思想影响下的提出的历史发展规律看似与普罗米修斯主义相矛盾，实则不然：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历史规律对人类命运的操纵与压迫存在于无产阶级兴起之前；当人类正式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之时，历史规律便不再如铁板一块。

如果说此时柯氏还在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做出辩护，那么之后柯氏更是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直至进入八十年代，他开始公开承认“当代文明世界的所有社会进程都在走着与马克思所预见的完全不同的道路”，因此“从本质上讲，马克思的学说不能用来分析当代社会”。他甚至不惮发出最消极的言论称“马克思主义已完全死了”“共产主义只是一种乌托邦”。回想起自己曾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热诚与信仰，他称之为“莫大的失误”。

对于自己思想的转变，虽然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嘲讽与抨击，柯拉科夫斯基却是坦然的，或许正因他抱有如此信条：“我们学习历史，不是为了知道如何行事或如何成功，而是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谁。”

二

作为一名哲学家，柯拉科夫斯基为中国人所知却更多因为他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关于莱罗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其中遍述愚蠢之人与荒诞之事，不见童话的天真单纯，却多了几分恐怖与悲哀。此书后半部则收入更为精彩的文集《天堂的钥匙》，是柯氏对于《旧约》中几则著名典故在哲学意义上的新解，行文不动声色地暗藏机锋，在旧有意义上展示新的可能——对上帝的恶搞。

柯氏笔触总沾染着几分无厘头。《形而上学的恐怖》一书可以看作为回答“哲学存在的意义”这一永恒命题而对哲学史进行的简单梳理，话题虽严肃，形式却简明易懂；大部分篇章都短小精悍，且充斥着各种形式的反讽，令人苦思冥想之时又总会忍俊不禁。而在《与魔鬼的谈话》中，柯氏提出“不从事花园耕耘的五大理论”，认为“不堪忍受园艺劳动的人，是需要理论的。不从事耕耘而又提不出不耕耘之理论的做法是肤浅的。”因此，他以十分严肃的笔调去设想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分析哲学这五种理论去证明不应该打理花园。

流传更广的柯氏调侃则是他在“布拉格之春”时发表过的一篇文章，其中开篇即论述了七十二个“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字里行间透着柯氏独有的想象力与幽默感。此文结束之时，不妨摘录些精彩段落以飨读者：

“什么罪过也没有的人，一直要呆在家里等候警察上门的社会。
　　一说出自己的意见就要遭遇不幸、不说自己意见能过“幸福生活”的社会。
　　一点意见也没有的人，能过好日子的社会。 。
　　赞美国家领袖，国民内心都感到高兴的国家。
　　可以不通过审判，处罚人的国家。
　　可以自己任命自己为领导人的国家。
　　一间房间里可以住十个人的国家。
　　官员人数的增长比工人多的国家。
　　不能不说谎的国家。
　　不能不犯罪的国家。
　　律师与法官意见一致的国家。
　　给于说谎作家奖励的国家。
　　在哲学、外交、经济、文学领域里要求国民观点保持一致的国家。
　　政府决定国民的权利；国民不能决定政府权力的国家。
　　一部分国民收入是其他人四十倍的国家。
　　实践民族主义口号的国家。
　　政府把自己的权力看得最要紧的国家。
　　在倾听国民意见之前已经知道国民意见的国家

　　摧残自己国家国民而不受处罚的国家。
　　重视国民具有何种历史观的国家。
　　能违背民意强迫国民迁移的国家。
　　历史学家作为政治仆人的国家。
　　一直主张世界多元化，唯独强调自己要内心单一化的国家。
　　国民有了病，很长时间不看医生的国。
　　国民都相信自己国家世界第一的国家。
　　指定如何批评自己以及批评方法的国家。
　　每天说违背昨天许诺的话，却还说自己坚持一贯政策的国家。
　　不喜欢国民读旧时报刊的国家。
　　把不学无术的人作为学者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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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普代克：兔子安息

文/油飞

去年哈金老师的新作《自由生活》出版时，厄普代克曾为之作序，提出对中国作家以英文写作时语言风格方面的善意质疑。谁知新年刚过，便传来厄普代克因肺癌去世的消息。1989年他出版《兔子安息》，一狠心让在自己笔下和读者心中活了五十六岁的“兔子”英年早逝；二十年后，几乎囊括了美国所有文学奖的他还是没能等到诺贝尔奖垂青的那天。

厄普代克出生于美国宾州的一个小镇，家庭出身十分普通，因而他从小便很勤奋，力图以个人努力出人头地；后因皮肤病而不得不回到乡下隐居，也以此为契机开始潜心写作。成为职业作家之后他坚持日产三页，才能保持数十年来笔耕不辍，成为著名的多产作家。他的小说有三大法宝：性爱、宗教和艺术；他将其称为人类经验里“三项伟大而神秘的事物”。由于进修过艺术方面的课程，他深受绘画技巧影响，文辞铺张华美而精雕细琢，既有波澜壮阔的架构，又有入门三分的刻画，虽难免流于琐碎，却极易使人产生亲近感与代入感，几百页读下来仍觉意犹未尽。亦有人批评他的文字过于冷静客观而不带感情，他回应道：“我的作品总是在反省，而不是在发表任何武断的意见。我认为艺术家带给了这个世界过去所不曾有的东西，却并没有摧毁什么。”因此，在他看来，“书写现实比炮制尖叫更有价值。”

生于1929年经济危机余波里，逝于2009年新一轮金融风暴中，厄普代克见证了美国经济的兴衰以及美国梦的产生和破灭，以充沛的创造力描摹出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与喜怒哀乐，被称为“中产阶级的灵魂写照”。“兔子”四部曲跨越三十年，记录了兔子平庸至极、碌碌无为的一生，却由之反射出美国自二战后的社会变迁，内容涉及麦卡锡主义、性解放、越战、阿波罗登月、石油危机、种族冲突、嬉皮士、毒品、冷战结束、福利社会、全球化风潮等等，几乎涵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事无巨细的各个方面，因而被誉为“美国断代史”。“兔子”系列加上最后一部《回忆兔子》总共五卷将近两千页，塑造了超过一百五十个鲜活的人物形象，细致精密如同工笔画，又气势磅礴如同史诗。

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朗性格胆小懦弱，一辈子纠缠于逃避与回归的抉择之中，流离于安定琐碎的家庭生活与狂放荒唐的婚外性行为之间，试图在性解放中追寻最终的自由，却仍旧逃脱不了制度与责任的桎梏。“逃跑”二字是兔子一生的写照，也是美国文学反复叩问的主题。《兔子四部曲》中充斥着华丽冗长而情感充沛的性描写，从婚外情、一夜情到换妻、嫖娼乃至扒灰等种种不一而足——兔子的一生便是一段“向女人身子里钻的旅程”。过于露骨的描写即使于当时的美国社会也足够惊心动魄，以至于出版时不得不加以删减，重印时方回复原貌。其实即使不直书性爱场景，厄普代克也有本事将那香艳与激情迸发于笔尖；他这样描述哈利与情人露丝的第一次：“他真是疯了，恨不得把她压碎，他肋骨间一个小量器使他越来越需要压力，需要纯粹的压力。这其中并没有爱，没有那种从肌肤上浮掠而过的爱；他感觉不到他们的肌肤，只想把她的心脏揉进他的心脏。”性爱，特别是有悖普遍道德的性爱如乱伦或通奸，始终是厄普代克钟爱的主题；他的另一部小说《夫妇们》更是直接以中产阶级的换妻游戏和放荡生活为主轴，将五对夫妻间令人头晕目眩的复杂交叉联系以密度极大而不失美感的性爱场景串联梳理了一番。然而在这声色犬马与灯红酒绿之下，是想要逃避却无处可逃、想要反抗却无力挣脱的虚弱与凄凉，正如厄普代克自己的阐释：“我喜欢中产阶级；在中产阶级身上，存在着内心的极端冲突，而含糊与暧昧贯穿始终。”

或许由于太过勤奋，厄普代克晚年仍然常有文集出版，也总少不了文章见诸报端，因此不乏嫌他写东西泛而不精的批评家。不过美国读者对兔子的忠诚长久不变，直至兔子被写死了还有人对他念念不忘。厄普代克曾提到，总有人问他“兔子会怎么看911”“兔子会怎么看小布什”，他无奈地回答：“这我可说不准。我让他死了。人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所以我50 多岁的时候就决定先把他解决了，省得万一哪天我死了，他还悬着。”如同文字上的万无一失，对自己的死亡，厄普代克也像是做好了铺垫和准备。他逝世之时，新诗集《终点与别的诗歌》即将出版，其中他如此想象自己死后读者的反应：“我姗姗来迟的死亡所遭遇的，不过是一些人耸耸肩，哭不出来。”他紧接着自我解嘲道： “我料想大家的反应会是——‘我以为他已经死了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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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

文/高小茶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以下简称列维）是一位重要的结构主义者、人类学家、哲学家。尽管连人类学界中公认最了解列维的人——他名叫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是英国人类学家，也是列维的传记作者——都不曾公开表示自己完全搞懂了列维的全套理论，同时还坚持声称自己是他的反对者，但是，毫无疑问，我们仍然要在列维的三重身份之前加上“重要”这个修饰词。这绝对不仅仅是因为列维老先生的高寿，比他的任何一个论敌都要久——存在主义创始人萨特（比列维大三岁），诠释学家、哲学家保罗·利科（比列维小五岁），当然，也包括利奇（比列维小两岁）。

将创下“寿命最长的人类学家”最新纪录——之前的纪录保持者是人类学巨著《金枝》的作者弗雷泽爵士，享年91岁——的列维带走的是普普通通的心脏病。2009年11月1日，在距离自己的101岁生日还差27天的时候，列维离开了人世。67年前，另一个著名的人类学家，美国人类学界泰斗弗朗士·博厄斯（Franz Boas，又译法兰兹·鲍亚士），被同样的疾病带走，当时他正和列维一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职员中心吃晚饭。两位人类学家是很好的朋友，他们在天堂重逢的时候大概有的聊了。

鉴于列维的学者身份，一个陌生人缅怀他的最好方式就是回忆他的学术成就。列维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他是一位法国画家的儿子，对音乐颇有心得，文笔优美，大量使用双关语和暗喻，具有诗人气质，并且还能在神话的结构主义分析中使用数学公式。他幼时对地质学很感兴趣，青年时转向了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并认为这三种理论体系是他的人类学、哲学思想的内在基础。他在大学里学习的是法律与哲学，直到27岁才开始从事带有人类学性质的活动：进入亚马逊丛林研究当地原住民的生活。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了他的作品《忧郁的热带》的主要内容。

对于只是打酱油路过本文的读者，我竭诚向你们推荐此书——据说法国著名的龚古尔文学奖评审团曾表示，他们很遗憾《忧郁的热带》不是小说，这让他们不能颁奖给列维。这本书确实有趣，即使一看到大词就头疼或犯困的人也可以轻松地翻上几十页——这里面就没几个大词。它是一本自传体游记、回忆录，也是一本人类学民族志。在利奇看来，它是列维的全部作品的核心：这本书出版于1955年，在时间上处于列维漫长学术生涯的中期；列维的其他作品可以按主题不同分为三类：亲属关系理论、神话的逻辑、原始分类理论，而这些理论都能在《忧郁的热带》中找到一鳞半爪。要不是太长（三联版汉译本有38万字），这本书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最佳人类学普及读物，至少是最佳的列维-施特劳斯思想的普及读物。

奠定列维在人类学界的显要地位的是他的亲属关系理论，主要反映在他的博士论文，1949年出版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一书中。这本书一出版，就引发了大量赞誉和批评。赞美的一方包括西蒙娜·波伏娃（顺便说一句，她和列维、莫里斯·梅洛-庞蒂早年曾一起在一所中学当见习教师），她认为这本书在描述非西方社会的女性地位方面意义重大。这是因为本书主张亲属关系起源于联姻行为，即一个群体的女人与另一个群体的男人结婚，形成了亲属关系；而传统的人类学观点则不这样认为，比如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就认为亲属关系起源于继嗣行为，即一个共同祖先的若干后代形成了亲属关系。

这只是列维和人类学界的若干矛盾中的一个而已。比如，使列维成为利奇绕不开的名字的原因是，列维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同样在1949年出版的利奇的博士论文同样使用了生活在缅甸山区的克钦人（这是一个跨境而居的民族，在中国境内生活的那部分后来被定义为景颇族）的材料，而由于前者的论文提出的是有关人类文化和社会的一般理论，这种大胆行为很容易使利奇能够通过对比自己的观点和列维使用从同一群研究对象中得出的观点的异同，来决出两种观点的高下。

一开始，利奇像非人类学界的大多数学者一样，被列维强大的解析能力震惊了，但他实在无法容忍列维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式时漠视田野调查事实的行为：列维的理论认为，在克钦人中，丈夫的亲族地位要高于妻子的亲族；而利奇观察到的事实恰恰相反。对列维来说，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到的事实并不是关键性的，因为它们并不会影响他建立的理论模式；他的目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他分析材料的方法像推理小说中的名侦探一样潇洒：将表面上似乎毫无瓜葛的线索串联成一个自圆其说的故事。但同时他也可能只是推理小说中的高智商罪犯：故意强调能够串联成一个自圆其说的故事的线索，但真相却掩盖在另一些线索中。

正是这种分析方法让他在学术圈子里声名鹊起，同时又广受争议。有许多人试图模仿他的分析方法去分析其他材料，但几乎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运用自如。结构主义看起来更像是列维创造出的架空世界的法则，虽然在那个世界一切完美和谐，井然有序——他对俄狄浦斯神话的结构分析就像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一样成为了经典——但别人几乎无法运用同样的法则解释自己所在的世界的运作。

由于这种模仿上的困难，使得列维在学术上的直接继承者确实相当有限，事实上他连一个能称得上是他的学术继承人的学生都没有。这和一度一统江山，子孙满堂的人类学功能学派大不相同，更不如风靡小资圈子的存在主义。但结构主义倒是在文学批评界开花结果，由结构主义引申出的解构主义成为了当代最时髦的文本解析方式。对这种方法有兴趣，又不想接受干巴巴的专业训练的读者可以看看意大利符号学家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又译安伯托·艾柯）的恶搞小文《五斗橱上的三只猫头鹰》——当然，即使看过也不一定能明白什么是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不过至少可以笑一笑。

无论本文是否说服了你，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都确实是十分重要的一者两家（看不懂的人回头再看本文第一句话）。他曾用一段十分美妙又充满禅意的话结束《忧郁的热带》，这段话应该是本文最合适的结束语：“……请对着一块矿石沉思片刻，它比人类的任何造物都要美丽得多；请闻一闻一朵水仙花的花心散发的芳香，它蕴含的知识比人类全部的书本所能包容的还多；或者满怀耐心、宁静和相互理解，凝眸片刻：这种凝视有时候会在不自觉的心灵相通时出现，正如一个人与一只猫的短暂对视。”（原句来自2000年三联版《忧郁的热带》，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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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朗凯特，使电视变得不同的人

文| 容安

那个最受信任的人去了

2009年7月17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前新闻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在他纽约的家中与世长辞，享年92岁。当天，以奥巴马为首的美国总统发表声明，表示悼念。

“克朗凯特一直是美国人最信赖的声音，每天晚上，数以万计的美国人的起居室都会传出他播报新闻的磁性嗓音，但他已经不仅是一个主持人，他是让我们信任并引导着我们走过那个时代最重大事件的人，他是一个不安定时代里一个安定的声音。”奥巴马说，克朗凯特的声音能在不稳定的世界中安稳人心，他让美国人民信任他，而且从不让人失望。

41年前，1968年，美国深陷越战泥淖，另一位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看了克朗凯特从越南带回的特别报道后，从椅子上站起来说，“如果我失去了克朗凯特（的支持），我就失去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支持（If I’ve lost Cronkite, I’ve lost middle America）。”

1972年，在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克朗凯特被认为是“全美最受信任的人” ”（the most trusted man in America），超过了美国总统和副总统，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和所有的其他记者。

逝世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哦，我得走了。他的离去标志着电视这个媒体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所开创的电视新闻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他所创立的“黄金标准”至今是很多新闻人的追求。

新闻主持人

1916年11月4日，克朗凯特婴儿降生在密苏里州的圣·密苏里城，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

从六岁开始他就做即兴新闻分析，那是哈定总统去世的时候，小克朗凯特从《堪萨斯城时报》中看到了这条新闻，那时广播还未普及，为了传播这条新闻，他飞奔到邻居家，“仔细看以看这幅照片，这将是你见到的哈定总统的最后一张照片”，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篇高论—— “自以为是地”，他在自传中说。

7岁开始克朗凯特当上了《自由报》的推销员，9岁开始从零售改搞批发，每星期六晚乘火车到康萨斯城《星报》取报纸，最多的时候能背10份星期日报纸，乘车到达终点站就开始卖他的报纸。

弗雷德·伯尼是个新闻记者，身材瘦小，戴着眼睛，双眉紧锁，他在休斯顿五所中学里巡回讲授新闻课程，并不早不晚地出现在了圣杰森陶，克朗凯特的高中。

“我被这位精力充沛的小个子深深吸引住了”，克朗凯特不仅看完了他布置的每一本书，还把图书馆中与新闻业和记者有关的书籍都啃了遍，这些，为他今后的新闻工作打上了坚实的基础。

1933年，克朗凯特进入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主修经济和政治，并担任休斯顿《新闻报》的校园通讯员，三年后，没等毕业他便离开了学校全身心投入新闻界。

休斯顿《新闻报》的主编罗伊·卢梭每天会在桌上铺开对手——《记事报》的报纸，对对方比自己强的的地方皱起眉头，超过对方的地方赞叹两句，当他认为发现错误的时候，会发出穿透编辑室里唧唧咕咕说话声的叫声。

“克朗凯特！”

“《纪事报》上说是西半球1412，我们是1414。谁的对？”

在这里，克朗凯特学会了对待新闻的一丝不苟。这在他任职合众社期间得到更大程度的加强。在那里，他学会了迅速准确的报道新闻，是合众社有名的“快手”。

1941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天，那是阳光灿烂的一天，日本偷袭了珍珠感，罗斯福总统说这个日子“将作为耻辱传诸后世”，美国被卷进了战争。

在珍珠港事件后的一两个月，合众社老板派克朗凯特到纽约的海军总部，跟随北大西洋舰队出海，克朗凯特开始了战争报道。

1942年他被派往伦敦报道空战。有一天他亲眼目睹自己的一位朋友驾驶的飞机落地情景。飞机看上去没受什么伤，但上面燃起了一颗红色信号弹。原本是十个机组成员只被救出来九个，而这九个人正为那一个人控制不住的哭泣。克朗凯特写了报道，取名为《九个哭泣的男孩和一个飞行堡垒》。克朗凯特有柔软的内心，正如他对待自己6岁时打死的一只鸟，他看着它的眼睛不禁流下泪，从此再不从事打猎活动，连钓鱼也不喜欢。

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报道无处不充满了危险。为了获得更有价值的新闻，克朗凯特决定随同轰炸机前去欧洲。第一次任务是美国对德国的第二次轰炸，他被分派的炮位在炮手和领航员间的机头底下，这是一个易于操作的配用炮，他向每一架见到的德国战斗机射击，用完的50口径弹壳堆到了大腿。他还是第一个报道诺曼底登陆的记者。

“我上战场是很怕死的”，克朗凯特曾说。但是，在战场上，他无疑是勇敢的，而正是那种诚实，使得他更加可信。

前线战火渐息之际，战地记者们受到英国皇室的看望。克朗凯特穿着那身已穿了几个星期的空降作战服，蒙哥利马的新闻官在护送他们去机场之前，手执一根短鞭，边走边抽打他的靴子，“可怜的记者们，立正检查。”他看到克朗凯特的靴子感到不快，那种将裤腿塞进战靴的伞兵装扮在这个英国人眼里太过随意。

“给这个男人拿一双绑腿松紧鞋。”新闻官命令道。

“内准尔准将，我们美国人在1733年把一大堆茶叶倒进了波士顿港就是为了不穿那样的绑腿。现在我也不打算开始穿。”克朗凯特说这是他最辉煌的一刻，大英帝国在他的决心面前退让了，他穿着漂亮的美国战靴见了国王。

“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军营式一律化或集体顺从的暗示，虽然我对于挑战权威或公然不服从也极为反感”，克朗凯特在自传中写道，他一直很独立，而也许“正是这种独立的迫切必要性促使他选择了新闻业这一行，在行内，兵营式一律化和服从都属于忌讳字眼。”

二战结束后，从1946年到1948年，克朗凯特成了合众社驻莫斯科记者，在这几年里，他对前苏联的政治活动进行了全面报道。

二战中爱德华·默罗想雇用克朗凯特，被他拒绝，战后，默罗再次发出邀请，克朗凯特欣然接受，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签约。

那时候电视还是个前途未卜的媒体，CBS也十分缺人，克朗凯特被找去做WTOP的电视节目，负责6点钟的新闻播音。

朝鲜战争是那时的热门报道，可是他们除了在当地拍摄的胶片外没有别的镜头。克朗凯特在演播室立了一块大黑板，上面画着朝鲜地图，中间横着一条分割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他当场用粉笔边划边叙述当日战况，以普通人能够理解的形式讲述军事问题。

克朗凯特对这个新兴事物有一种直觉，他知道怎样做让他的观众喜欢。他采用即兴播音的方式，营造出一种对着一个观众而不是成千上万一群人说话的感觉，亲切，这正是他给观众的形象。

随着节目的成功，克朗凯特也渐渐声名鹊起。1952在芝加哥举行的政党会议报道中，克朗凯特的表现几乎是完美的。在新闻报道中，他通过电话和现场记者直接对话，同时对事件进行现场评论。在两个星期的政党会议报道期间，克朗凯特作为一个主持人，比任何政治人物的出镜率都高，他也成了美国最受信任的政治评论员。

“沃尔特，你现在出名了。你会想要挣比现在多得多的钱，你最好找一个经纪人。”克朗凯特的老板这样建议他。克朗凯特觉得受到了亵渎，经纪人是娱乐业，而不是新闻界的。克朗凯特认为自己是个电视主持人，而不是一个播音员，更不是一个明星。

从电视这个媒体开始在政治中发挥作用之时，有人已经开始将此看做演艺界，克朗凯特开始担忧电视主持人这条路走下去面临的风险是明星制度和百万身价，而这，并不是他理想中的电视。

正是这种自觉，克朗凯特极力避免电视走向那条堕落的道路，而他也身体力行。可以这样说，在电视史上，如果没有克朗凯特，电视新闻不会是今天这个模样。克朗凯特一步步踏上改变电视，也是自己事业的辉煌的路上。

“事情就是这样”

克朗凯特走到肯尼迪的卧室，卧室看上去像一间大学宿舍，墙上挂着一幅落地的哈佛校旗，肯尼迪正躺在一张双人床上，外衣和鞋子都脱了，领带拉了下来。

“准备好了？”肯尼迪向他打招呼。之前，克朗凯特对肯尼迪做了电视采访，肯尼迪因为觉得自己表现不佳而要求重拍。而之前，肯尼迪的竞选对手尼克松并没有重拍，克朗凯特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所以他上楼找肯尼迪理论。

“我认为这是我所领教过的罪差劲的竞技道德了”，克朗凯特发泄了自己的愤怒。

他赢了，在他快走到门口的时候，肯尼迪叫住了他，“好吧，就这么播吧。”

克朗凯特所针对的并不是肯尼迪，而是那些可能左右电视新闻的力量，他要维护的是电视新闻的尊严。

1963年11月22日，美国东部标准时间下午1点40分，从CBS广播公司《世界在转变》的肥皂剧中，突然传出了克朗凯特的声音。他报道说，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车队在达拉斯遭到枪击，总统身负重伤。克朗凯特第一个报道了这个消息，两分钟后ABC广播公司，随后是NBC广播公司，分别公布了这一新闻。

那时正是午饭时间，就在他正要吃完午饭的时候，一位编辑突然闯进，拿着一份电讯稿喊：总统遇刺了。克朗凯特向工作室所有人喊道：“肯尼迪被刺！赶紧广播！”

整个早上，他镇定地补充着这个报道，压下任何没有得到证实的信息，直到他得到确切的消息——美国总统身亡。在他继续报道之前，克朗凯特摘下眼镜，看着钟，重复念着时间，似乎在压制心中突然掀起的情感巨浪。在随后的4天中，克朗凯特一直出现在电视中，向美国人民补充得到证实的最新消息。　

“我必须控制住自己”，克朗凯特回忆说，他那天没来得及穿西装，只穿了件衬衣就开始广播。整个美国都在看他的直播。这段往事将留在千百万人的记忆中，也成了克朗凯特传奇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们这些新闻人很有意思，我们很像医生、护士、消防员和警察。身处悲剧当中，我们的职业干劲会首当其冲地占据我们的头脑并控制我们的感情。我们就像机器人一样去工作。感情必须等工作结束之后才抒发。”克朗凯特在自传中写道。

对美国而言，60年代和70年代初是个混乱的时代。民权运动，总统遇刺，种族隔离，阿波罗登月，越南战争，水门事件……那时候美国民众已经习惯从电视上获得新闻，克朗凯特和他的《晚间新闻》告诉美国民众一个个好的或是坏的消息，好像只要从克朗凯特的嘴里听到的消息才没有那么可怕。

那时，美国民众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每晚回来打开电视收看《晚间新闻》，看看克朗凯特告诉他们今天都发生了什么。

1968年，越南战争中，在越方发动春节攻势之后，越共的力量被证明仍旧很强大，美国国内支持战争的舆论发生变化，克朗凯特决定前往越南。

他曾说，此行不带有任何偏见，“我并没有事先做好打算，坚决反对这场战争，而且是准备就几个问题提出一些见解和个人的看法……我们的想法是，我可以帮助人们把问题看得清楚一些。当时我们想，如果要这样做，就必然会带有倾向性，这是毫无疑问的，冒这个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想，我们当时一定失去了一些观众，或至少使一些人——相当数量的人——对于我真是不带偏见产生了怀疑。”

克朗凯特从越南回来之后对观众说，“看来我们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肯定，越南的血战将以僵局结束……要说我们今天更加接近胜利了，就等于在事实面前相信那些从前一直是错误的乐观主义者。”

他的关于越战的特别报道在《晚间新闻》连播了四晚，每晚都以发表他的个人见解结束。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在电视中就一个较有争议的话题发表带有明显个人倾向的意见。他的报道对结束越战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人甚至认为正是他的节目结束了越战，并且让林登·约翰逊宣布不再谋求连任。

同样，在“水门事件”中，虽然克朗凯特不是最先报道的人，但是他做了一期相关节目，节目分成两期播放，对“水门事件”做了回顾和梳理。在第一期播出之后，白宫致电广播公司要求撤销第二期的播放，这个要求没有被施行，第二期如常播出。

最初报道“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的执行编辑本杰明·布兰德里说，CBS的这组报道是个转折点，正是克朗凯特的节目让水门事件的调查赢得全国的注意，一夜之间，这个新闻从A-27页广告版跃进了头版的位置。

在越战和“水门事件”中，克朗凯特都表示了明显的立场，这是他少有的举动。他一直认为，过于经常地袒护一方会有损于公众长期以来对他的信任感。

曾经他被邀请主持一个两分钟的评论节目，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评论员的角色和主持人的工作是不相容的，观众会认为你在播报新闻时个人看法已经夹杂其中。但是他的工作改变了越战和水门事件的进程，事后回忆起来是值得自豪的。

在有些问题上，如环保、新闻自由等，他一直站在前列，“关于新闻自由这个问题，我的态度是，如果我们不维护这个权利，谁来替我们维护呢？”

曾经有人传言克朗凯特要参加总统竞选，这让他感到尴尬，连忙做了澄清。虽然他很受民众的信任，但是他并不想利用这点取得政治上或别的利益，他曾说，自己唯一想做的就是记者。对于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电视外交”——通过克朗凯特的节目让埃及总统和以色列总统会面——虽然仅仅一次，克朗凯特好像为自己偶尔的介入世界事务而感到不安，他再也没有做过此类的事情。

“若是一个缺乏自制力的小人，他很可能会产生一种以救世主自居的变态心理，设计一套自己的救世良方。”著名新闻记者芭芭拉·马图索这样评价。

力图通过自己的能力影响国际事务或者重大国内事务的进程，这种诱惑一定很大。但是克朗凯特没有迈出那一步，正是他对分寸的把握使得他成为最受信任的人。

1981年3月6日， “放学了，放学了……”克朗凯特在做完最后一期《晚间新闻》之后将桌上的稿件抛向空中时喊道，那天是他65岁的生日，克朗凯特向CBS提交了辞职申请。在他担任CBS主持人的21年间，一直让CBS的电视新闻保持着收视率第一的榜首姿态。

“如果一个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能够说：‘我使事情变得不同。’那么他的事业就算是成功的。”克朗凯特在自传的最后写道，“我觉得我做不到”，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谦虚谨慎。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言，他们那些最早投身电视事业的人，是在为那个行业树立一套标准。正是克朗凯特给电视新闻行业一个难以超越的高起点，他改变了电视。

他在每期节目的最后总有一句话：and that’s the way it is（事情就是这样），这成了美国的流行语，然后他向观众道晚安。

事实的真相可能并不会因为一期节目而显露出来，真理也不可能如此容易被揭露，但是，身为一个记者，他在努力按事情的本来模样呈现给观众。

他在观众的心中是永远值得信赖的“克朗凯特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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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圣贤，风流名士 杨宪益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杨宪益·忆乃迭

2009年11月23日清晨，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杨宪益先生逝世，享年九十五岁。距离他的爱侣逝世，已是十年。如果有天堂，这对恩爱夫妻应该会在那里重逢吧。

杨宪益，1915年1月10日出生。1934年出国。1936年正式进入牛津大学就读。1940年与恋人戴乃迭双双归国。辗转在贵阳、重庆等地的高校任教。1946年至南京。解放后在南京统战部工作，直到1952调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当翻译。1968年被捕，1972年出狱。1979年-1983年，担任《中国文学》杂志社副主编、主编，策划出版熊猫丛书，向国外介绍普及中国经典文学书籍。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2月，被开除党籍。1999年陪伴他一生的伴侣戴乃迭去世。20年后，杨宪益去世。

杨宪益从儿时起，就喜欢读书。包括古代文学、英国文学和周氏作品等。出国、工作后，读书仍然是他生活里重要的一部分。他后来之所以能够和戴乃迭合作翻译许多中国古典文化作品，与其本身较高的古代文学水平是分不开的。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系统地推荐到世界，他功不可没，这也是他在专业领域做的最大贡献。

杨宪益其实从来不是一个听话的人。上中学时，就曾经领导过罢课。在国外，进行过一系列反日活动。他的希腊文、拉丁文学得含含糊糊，更多的时间用来逛书店，到处旅行。不喜欢遵守学校规定。工作时因为思想自由而被国民党监视。80年代末更是无视组织纪律，拍案而起，说了不该说的话，并且拒不认错。是一位无组织无纪律的典范。

杨宪益出生于一个世家，一直到青年时代，虽然说国家内忧外患，但他的生活却过得宽裕、自由，加之自身聪明，洒脱，受众人宠爱，简直是翩翩佳公子。归国后，虽然家道中落，工作辗转各地，但相对于其他人，仍能维持温饱以上的生活水平。他人生的第一个真正低谷是文革前几年，正是山雨欲来的时候，眼看身边一些朋友被打成右派，杨宪益吓得患了听觉幻想症，担心同事们要害死他。1968年被怀疑是特务而与乃迭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呆了四年。这四年反而没有那么难熬。在许多文革回忆录里提到的种种折磨，他和乃迭倒是没怎么遇到。

但对他们来说，更大的打击是在后面。这是他们的一个隐痛，杨先生甚至在自传里都不提及的隐痛，是导致戴乃迭身体衰弱的主要原因—那就是他们唯一的儿子的死亡。

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杨宪益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在南京统战部与共产党合作愉快，对党深具信心。因此解放后即申请入党，却因身份可疑而被置之不理。虽然身经文革，家庭因之而受重创，仍痴心不改，终于在1985年顺利入党。杨先生的自传里写道：“我所以决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早在解放以前我就已立下这个心愿。当时我对国民党失去信心，认为只有毛泽东等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使中国免于毁灭”。

正因为此，杨先生的自传从来不像某自诩为贵族后代的人那样，以自己的家世自诩，陶醉在祖先的荣光里，迷恋于那些奢靡的种种。同样的情节，也能在解放后找到。当跃身为统治者的共产党，开始按级别分配资源的时候，杨先生虽因此受益，却忧心忡忡。

读杨先生的自传，总感觉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解放前的抗日、反国民党，并不算声势浩大，没有高深的理论，没有声嘶力竭的口号。解放后，对腐败虽有所察觉，但没有像鲁迅那样口诛笔伐。文革后，家庭遭如此大的打击，但仍抱有希望，亦未曾对极权有深刻反思，进而斗争。甚至坊间所说他拒绝翻译毛泽东全集，我也认为并不是由于他的硬骨头，只不过是他不感兴趣而当时确实有方法可以去拒绝罢了。

如同一些普通、善良的中国人，他是靠天性生活的。对于恶出于本能的反感，哪怕对恶的反对，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对于善本能的拥护，哪怕这善曾经被利用而带给他苦难。因此他才能身为既得利益者，而反感于这种不公平。换句话来说，判断一件事，一个人，一个政党的对与错，他是用多数人的利益来做标准的。所以才有了1985年，虽遭巨创而执意入党以及五年后的虽本可安居晚年而执意退党的举动。

1990年初，杨宪益写了一首题为《自嘲》的七言绝句，全诗如下：

清谈夷甫终无用，击鼓祢衡未必佳。
羞似窗前水仙草，只能长叶不开花。
然清谈无用，终胜无声。

注：本文的大多资料，都来源于《漏船载酒忆华年》和《杨宪益传》。特别是后者，可以看到在《漏船载酒忆华年》中所没有的东西。另外，网上有人整理了杨先生出版的作品，网址如下：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8766056/

感谢这些记得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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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喧嚣的孤独  杨乐云

2009年12月14日，杨乐云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第二天，枣读资深作者波斯蜗牛就在博客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为这位最早将赫拉巴尔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家去世而难过。蜗牛写到：“此前已得悉老人家身体状况不佳，但听闻此事仍然难过。那些传递着赫拉巴尔等捷克文学大师神韵的中文译作令我内心获益良多，至今那些著作仍是我忙乱中不时翻开重温的案头、枕边常备之书。而赫拉巴尔，打从我读到他的第一本中文译作《过于喧嚣的孤独》，就好像着了魔，这本书固然我读了好几遍，成为慰藉我偶尔无奈的安抚剂，世间再如何纷扰，废品收购站的老汉嘉（《过于喧嚣的孤独》中人物）依然从堆积如山的纸垃圾里挑拣他的精神食粮。我总觉得我所苟活的世界正如一个巨大的垃圾堆，精神的物质的。可是绝大多数人浑然不觉，更不要说从中捡拾什么。”

其实早在两年前，杨先生的新译作《河畔小城》的首发式后，蜗牛就已经写过一篇博文，向这位翻译了他偶像作品的译者致敬。也正是这博文，让我找到赫拉巴尔。之后读完能找到的所有的赫著。

可以说正因为杨先生的介绍，才有了中青社赫拉巴尔精品集的出版。后来在网上看到，除了翻译赫拉巴尔的作品，杨先生还翻译的《鲍·聂姆佐娃中短篇小说选》、《卡·恰佩克戏剧选》、《小城故事》、《早春私语》、《世界美如斯》等作品。对于捷克，我们似乎有种别样的感情。不管是他们的动画《鼹鼠的故事》，还是哈谢克、赫拉巴尔的小说，似乎都有一种夸张的幽默，天马行空的想象，或者说是捷克味儿。
杨先生以88岁高龄，翻译出版《河畔小城》，其精神值得佩服。然而，在此之余，不禁也会有些担心，担心捷克语的翻译后继无人。而这种担心似乎并非多余，《小语种翻译：繁华背后的忧思》的作者就曾忧心忡忡地指出：不仅捷克语，其他小语种翻译，均面临困境。网上也看到有人提到：“2000年以来，杨乐云一直为“东欧语文学翻译人才断代”现象忧心，有时甚至影响到了她的退休生活。杨乐云常在家里琢磨，后继无人怎么办。她在不断物色捷克语翻译的年轻人才。在北外、国际台都有她交往的年轻人。只要听说谁对文学有兴趣，又懂点捷克语，就把人请到家里，给推荐书看，给做翻译练习。”

走笔到此，了了恨不能改学捷克语，享受杨老师的此等vip待遇。只可惜斯人已逝，空留余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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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七月十一日的哀痛

文：有不为

不知是否巧合，一周之前，在一个谈国学的电视节目中，我们谈到了季羡林算不算国学大师的问题。当时因为论及国学的概念界定，主持人问了一个问题：季羡林先生学问很深，是大师无疑。但他以梵文、吐火罗语等见长，能说这是真正的国学么？我当时简单回答道：季羡林先生应该算是国学大师。虽然他的学问是从印度（外国）起步，但他的目标或者说终点还是在中国。我还举了季先生的《糖史》为例。

其实我对季先生的高深学问，根本没有置喙之余地。而之所以敢于辩论几句，也多半是因为自己和季先生，还有着那么一丁半点的缘分在。

十多年前，自己曾经求学燕园，所以也亲耳聆听过季先生的讲座，犹记得当时季先生高龄八十九岁，但精神矍铄得让人惊讶，尤其难得的是腰板挺直得像个军人，声音铿锵，思路清晰，完全不像个耄耋老人。现在想来，那是因为季先生是有气象之人吧。

当时季先生早已名满天下，即使在高手如云的北大，也算得上是一尊神。不过让我印象更深的，反倒是季先生的一些传闻掌故。因为我自己的好几位老师，也都对季先生执弟子礼。所以在平时的闲聊中，也常常会听到一些季先生的掌故，于是在笑声中，也自然将季先生的点点滴滴记在了心中。在这追思的日子里，我愿意将这些故事再回忆一遍。聊作一份纪念吧。必须声明的是，虽然这些故事都是自己亲耳所闻，但不能都保证完全靠谱，所以，读者们不妨把这些故事看做是对季先生的一份江湖记忆吧。

季羡林先生去德国留学，主要是为了学梵文。这其实是陈寅恪先生的一个安排。陈寅恪自己当年也去德国留学，就是要研习梵文，其目的是要借此深入研究印度佛学，而最终目的，则是要研究佛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明显，季先生学梵文，正是要沿着陈寅恪的这个路子走下去，可以说，季先生是陈寅恪的衣钵传人之一。晚年季先生大作《糖史》有个副标题是“文化交流的轨迹”，很可以看出季先生的学术“野心”所在。

季先生写《糖史》，那绝对是一大佳话。当时他已经声望日隆，同时年事也高了。但他每天凌晨即起工作，在近两年时间内，几乎天天去图书馆查《四库全书》，当年也算燕园一景了。季先生硬是将《四库全书》给翻了一遍，最后的《糖史》出炉，篇幅几达百万字。单说这份苦功，就足以让人佩服到死。

季先生在德国留学期间，颇有些趣闻。他最初的导师是梵文专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季先生后来在梵文方面的巨大成就，就此起步。后来在文革期间，季先生一度被剥夺了研究机会，被迫去扫地。但就在这种条件下，季先生悄悄地开始翻译了印度史诗巨著《罗摩衍那》，文革后出版，被视为我国翻译史上的一大盛事。可是季先生拿着书去见当年的老师时，没想到他很不客气地说：我教你梵文，不是让你去当翻译的！这话，既让人哭笑不得，也让人深思。

话说这位梵文教授，后来因为德国二战规模扩大，居然被抓壮丁，当兵去了。但德方居然没有中断他的学业，而是另派了一位退休老教授来继续教他。有趣的是，这位老先生一见到季先生，劈头就说，我要教你吐火罗语！这是个好东西，因为世界上没几个人懂了。于是，季先生就这样“被迫”学了一门绝学。晚年他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震撼了国际学术界。可以说，国际性的学问，能够被中国人领先，这是一项极大的荣誉。从这个角度来说，季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打开电视，看到讣告，在季先生众多的头衔中，赫然有一个“国学大师”，想来这也算是盖棺定论了吧。其实，季先生自己并不看重这些头衔，他晚年曾表示要摘掉这个“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和“国宝”三顶“帽子”。对这虚名，他弃之如敝屣。

可今天，季先生已经弃我们而去了，我们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一个真正的国宝。可为一恸！

更可哀痛的是，另一位国学大师级的人物任继愈先生，居然在同一天仙逝。7月11日，可算是中国文化哀悼日。

两位先生，英灵不远。呜呼哀哉，伏维尚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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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圣经》

昨天，2009年12月25日，西元耶诞节，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刘晓波，被判刑11年。

但是，我们不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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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枣读感谢乐在心中，油飞，高小茶，容安，了了，有不为，是他们的辛苦写出来了枣读成立以来最美妙的文章。感谢伯通翻墙代为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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