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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词: 乔姆斯基, 波斯纳

今天是2009年8月29日星期六，枣读与您相约好书共度周末。

失败之国（By 油飞）

一

在语言学、心理学以及计算机学领域，乔姆斯基可能是冷冰冰的理论、图表、程式与算法；对大部分从未接触过句法结构的人来说，乔姆斯基却是“当代美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美国最伟大的异议分子”。事实上，这两重身份之间有着奇妙的契合之处：身为语言学家的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核心是一种天然和超验的规则，它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不同的文化与社会中，人们完全依照心灵的自由与自发不约而同地遵守着同一套规则；身为公共知识分子和政论家的乔姆斯基则告诫我们，反省和批判是一个民族自由心灵最重要的维度，也是一种核心规则，应当为全人类所共享。在他看来，适度的民族自卑主义是可取的，尤其对一个财富旺盛，文化力辐射强大的国家而言； 为时刻实践这一信念，乔姆斯基本人在美国社会中长期扮演着唱反调者的角色。

《失败的国家：滥用权力和践踏民主》一书的题目多少有些骇人听闻，但乔姆斯基在正文中得出的结论更为悲观和不留情面：美国所谓的民主与自由，从来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而导致这一局面的是已经彻底腐朽的资本主义体系。在乔姆斯基的定义中，如果说一个“无法保障国民安全(消弭恐怖主义不力)、无法维护国内外权益(因严重的霸权主义带来全世界的愤懑)、无法维持民主制度运转(不止是在形式上)”的国家就是一个失败的国家，那么美国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失败；如果说无赖国家意味着藐视国际法，那么美国可谓无赖中的奇葩；而如果民主国家是指人民的意愿得以实现的社会，那么美国早已不在这个行列之中。

此书的前半部分论述了美国践踏国际法、滥用军事力量而对世界和平造成的巨大威胁：在美国竭力描绘的图画中，它背负着“民主灯塔”的光荣使命，夜以继日地在海外推动着民主事业进程；然而事实却表明，在许多对外行动中，美国政府支持的恰恰是最残酷和暴力的一方。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美国推翻了伊朗、智利、危地马拉和“一长串其它国家”的民主政府；而在其它一些国家和地区，美国一面对民主程序大唱颂歌，一面又绞尽脑汁地操纵选举结果。乔姆斯基认为，这些看似矛盾的言行背后有着其“合理的一致性”：历史表明，美国确实支持过海外的民主国家——“假如或者只有在其符合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情况下”。

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干涉原则有着如此明显的区别对待，如同拉•封丹在寓言诗中所描述的：“对别人，我们的眼睛像野猫/对自己，我们的目光如鼹鼠/我们原谅自己的一切，对别人却毫无宽恕/看自己是一种眼光，对别人则是另一番打量。”乔姆斯基辛辣地指出，这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双重标准”，而是亚当•斯密所称的“单一标准”，即“人类统治者的邪恶准则：……只顾自己，不顾他人。”正如在他自己的另一本书《海盗与君主：现实世界中的国际恐怖主义》开篇中所讲的故事：亚历山大大帝当着众臣的面审问一个海盗，斥责他道：“就凭你竟敢在海上兴风作浪？”海盗毫不示弱地反问道：“你又凭什么在世上为所欲为？就因为我行事只凭一条小船，所以我被称为是贼；而你，因为有一支庞大的舰队，所以被尊为君王。”

乔姆斯基进一步在《失败的国家》一书后半部分指出，美国政府正与商业精英集团相勾结，以彻头彻尾的经济利益决定着国家政策的制定；所谓人民意志只是他们手中的玩物，是为自己的决策赚取正义性的筹码。这与其早先的《必要的幻像—美国社会中的思想控制》一书一脉相承。如同约翰杜威早已指出的：“政治是大资本力量覆盖在全社会之上的影子”。乔姆斯基对美国长期以来饱受诟病的医疗保险制度进行了解读，认为美国医保制度之所以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是因为依靠公共资金建立起来的医保体系始终缺乏政治支持：多数美国民众可能迫不及待地赞同，但那些有分量的人——“制药业、金融业和其它私有大公司”却绝不会松口放走这块肥肉。至于本应作为政府监督者而存在的媒体，也早已在事实上沦为政府的喉舌和帮凶，他们时时刻刻为符合资本主义利益的政策营造着气氛，制造着虚假的“繁荣经济”和“健康发展”，并借用类似奥威尔《1984》中描述的“新话”一般模棱两可的文字模糊人们的视线。更加耸人听闻的是，政府对思想的控制甚至蔓延到了教育系统：许多公立学校因为教材和教学指导原则的存在而成为政府的“思想灌输中心”；私立学校既为大公司所有，更是被维护现行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所把持。

总统大选也不再有民主精神可言。以2004年大选为例，乔姆斯基指责其完全由公共关系行业操纵，而这是一个“在平常负责销售牙膏、非处方药、汽车和其他商品的行业，它的主导方针就是欺骗”。在资本主义系统下，广告侵蚀着市场信息和消费理性；没有商家肯按照“廉价、易得、易解”的原则提供商品说明，相反，他们争先恐后地每年投资数千亿万美元去制造假象以蛊惑消费者。乔姆斯基总结道：“这就是广告不争的目标：不说实话。”可怕的是，如今推销总统候选人的任务落在了同一帮人手里，于是媒体的聚焦点变成了候选人的风度、形象和演讲能力，而公众对其竞选纲领和政策的知情程度却不断创下历史新低。这是市场营销手段的胜利：既然没人知道他们的本意，当选者自然可以放心地抛开选民去实施大财团们期望的计划。

二

在失败之国生活的，自然都是失败之人，就连乔姆斯基本人也不例外。尽管许多人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和明星在内都将乔姆斯基奉若圣人——如政治学家阿兰•沃尔夫曾提到，在读到乔姆斯基的文章时，他曾感觉“好像获得了智慧女神的启示”——可总会有人不买他的帐。

保守派记者彼得•史威哲在2005年出版的《说一套，做一套：美国自由派伪善档案》（Do as I Say (Not as I Do): Profiles in Liberal Hypocrisy）中专门拿了一个章节出来研究这位“全球最伟大的知识分子”，毫不留情地以详细的事实乃至报税表为证据将其归入了“两面派”的行列：一面对美国军事力量大加鞭挞，一面拿着国防部的资助出版自己的语言学著作；一面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一面精明地算计着手中的股票和基金；一面口口声声要与穷人站在一起，一面住着富人区的豪宅并坐拥数座房产……史威哲尖锐地指出，虽然乔姆斯基声称“公司只不过是像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样的极权主义者”，但与此同时他也“几乎卷入了一切他所痛恨的勾当：石油业，军火业，制药业……随你怎么列举。”面对这些指责，乔姆斯基只是略带委屈地辩解了几句，并未做出过正面直接的反驳。

当然，乔姆斯基不是史威哲唯一的靶子。拍摄了《华氏911》《科伦拜校园事件》等纪录片并拿过奥斯卡和嘎纳双奖的著名导演迈克•摩尔因其对美国政府和企业大胆辛辣的讽刺与批判闻名于世，他多次表明自己敌视资本主义、从来不投资股票，可他过去五年的报税单中清清楚楚地列出了若干大公司的股票项目，甚至包括与前副总统切尼关系密切的哈利伯顿公司——尽管摩尔对切尼本人一向不齿。此外，克林顿夫妇和芭芭拉•史翠珊也因逃税有方而名列此书之中。

批驳一个人的言论，从其人品下手为免有些段位不高；相比之下，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针对乔姆斯基的行文逻辑与学术素养进行的讨论与质疑则更为严谨。在波斯纳看来，“公共领域的学术合法性是一件脆弱的东西”，而乔姆斯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波斯纳指出，为了证明美国“充满暴力、侵略成性、霸权主义、危险四伏”，乔姆斯基不惜抬高苏联，将其描绘成一个无辜、无害、毫无侵略性的国家，并认为苏联国内存在的种种暴行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托词；他否认柬埔寨红色高棉屠杀一百多万人的报道，并将其归罪于“美国的毁灭与杀戮所导致的饥荒”；身为犹太人，他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一向六亲不认地支持巴勒斯坦一方，并否认以色列存在任何合法正当的安全忧虑；他甚至试图为萨达姆杀害什叶派人士开脱，将其描述为一种可以理解的报复行为。波斯纳总结道：只要符合其希望证明的论点，乔姆斯基对原始材料的运用丝毫不加批判；而面对不利于其论证的资料和证据，他又可以长期视而不见；最令人失望的当属他的方法论——只是简单进行不同命题间的平行比较与跳转，有时其论证过程与结论根本毫无关系。例如，当有人认为如果防止对阿族人种族灭绝的尝试贯彻不力，那么对科索沃进行武装干涉就有其正义性，乔姆斯基就会以排比句式气势磅礴地反问：美国既不能在土耳其人的侵犯下保护库尔德人，又没能在印度尼西亚军队前保护东帝汶，更没能在以色列的威胁下保护巴勒斯坦人，那又怎么算呢？或许乔姆斯基的追随者会在一瞬间为其深刻的洞察力所倾倒，但细想之下，这些相关事例压根不能否认对科索沃进行武装干涉的道德价值。

身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乔姆斯基认为任何情况下诉诸武力都是不正当的，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清白无辜地担当起审判者和执行者的角色。但是，当他在《失败的国家》中指责美国总在对盟友和对立面使用“单一标准”时，自己也在犯着同样的毛病：美国的武力诉求永远是包藏祸心的，而当一个既非美国、又非美国盟友的国家诉诸武力时，则又有可能被乔姆斯基理解和原谅。波斯纳指出，乔姆斯基将自己信奉的信条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这说明了“学术公共分子把政治伦理与个人道德混淆一起的普遍性错误。”因此，在困扰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的质量问题上，乔姆斯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例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乔姆斯基曾经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一文中指出，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最重要的责任是“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设法和当下的主流竞争并且交战；设法让这个世界进步”；而波斯纳显然认为当今美国社会中许多知识分子正在失去责任心乃至承担责任的能力——包括乔姆斯基本人在内。以乔姆斯基和其他上百名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为例，经由经济学、社会学以及统计学方法分析，波斯纳对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性”——学术人员对学术领域之外的读者写作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得出了悲观的结论：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正在变得越来越缺乏特色、兴趣索然乃至无关紧要；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贡献以及其社会影响正在日渐衰落。他认为，造成这种衰颓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大学的兴起以及相伴而生的知识日益专门化之趋势。对知识深度的追求导致了对知识广度的牺牲，因此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对其自身学科之外的领域并无太多了解；然而在这个信息超载的时代，偶然踏入聚光灯下的学者却可能迅速成为媒体竞相追捧的时事评论家，于是“令人曲解的预测和肤浅的政策建议”铺天盖地袭来，原本谦虚谨慎的学者也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宣称“舞文弄墨的空谈家”(le Fast Talker)。

至于刚刚作为乔姆斯基的追随者而被提到的阿兰•沃尔夫，也被波斯纳抓作典型：在克林顿弹劾案中，面对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桃色事件及相关的伪证事件，他为之辩护道：“我们喜欢给他人第二次机会，而克林顿则可以获得这样一个的机会，因为他只是个淘气的男孩，并且你应该原谅那些淘气包……”身为一名卓越的社会学家，竟然以如此幼稚简单的理由为一名总统犯下的欺骗行为开脱，着实有些不可理喻。事实上，当时发出类似言论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在少数；事件发展到白热化阶段时，曾冒出数百名法学教授签署公开信以专业口吻言之凿凿地反对弹劾克林顿——而这些教授中并没有几个是宪法和弹劾问题的专家。波斯纳认为，当面对诸多竞争者，公共知识分子们必须迅速针对社会热点问题作出即时性反应并时刻发表意见，才可力保自己的影响力；这种快餐式的评论往往导致其思考欠缺深度且倾向于大同小异和粗枝大叶。

尽管对美国公共知识分子市场持悲观主义态度，波斯纳仍然承认，自己“并不希望公共知识分子沉默是金，而只是期望令他们的声音听来象是更为稳定的音符。”隐隐地，他也意识到自己身为公共知识分子一员却挺身而出自揭其短的吊诡之处，正如他在此书序言最后所说：“射出去的利箭，可能在飞行之中拐弯改道，然后恰恰射中我这名射手。”

三

失败之人一刻不停地互相揭露和争吵着，令这混乱和虚伪的失败之国永无宁日；而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片泱泱国土，那里的人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永远发出相同的和谐之声，即使偶有杂音，也会被选择性忽略或者被迅速发现和消除。那里没有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自诩为世界警察的军事力量，没有恐怖分子以及国家恐怖主义，没有面临衰退的公共知识分子市场，更没有如同那失败之国一般腐朽的行政机构——因为那里连三权分立都不存在。或许，乔姆斯基、史威哲、迈克•摩尔、波斯纳、阿兰•沃尔夫以及其他痛苦地生活在失败之国的人们，在与黑暗、伪善和衰落做斗争的途中也会偶尔歇歇脚，羡慕地眺望远方，憧憬着彼岸那不属于他们的成功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