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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词: 匈牙利, 民主

按：这将是一系列文章，回顾各国民主化的不同道路。以史为鉴，或有裨益。

民主化的路径：匈牙利

文/油飞

一

1956年十月，反共产执政当局的“匈牙利事件”爆发。这次群众运动由和平示威演变为激烈的武装冲突，并引发苏军两次介入，导致2700余人死亡；事件虽然成功迫使斯大林的信徒拉科西及其随从格罗下台，却也使原本深受人民爱戴的匈共改革派纳吉被判处死刑，而最终卡达尔在苏联的扶植下夺得了政权，开始了他对匈牙利三十余年的统治。

对此事件的历史评价众说纷纭。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说，这是“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进步的愿望和国家与政治领导机构的活动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导致武装斗争的爆发。”美国共产党称之为“一种争取民主化、争取解决经济问题、并争取在他们同苏联的关系中取得完全的国家主权和平等地位的人民起义。”中国则由周恩来表示：“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利用人民正当的不满情绪，发动了武装暴乱，企图摧毁匈牙利人民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恢复资本主义和法西斯的恐怖统治。”在匈牙利国内，卡达尔执政后将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1989年，匈牙利事件被平反，重新定性为“人民起义”。如今，匈牙利人称之为“1956年革命”，并将其爆发日期——10月23日定为国庆节之一。

那么，1956年的布达佩斯，究竟发生了什么？

二战结束之后，匈牙利被苏军以“解放”名义接管。1947年，拉科西领导的匈牙利共产党执政，多政党体系旋遭废除，匈牙利进入一党专制的独裁时期。

1949年，匈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拉伊克被逮捕，并被指控为“铁托分子”和“帝国主义代理人”，遭受刑讯逼供和欺骗诱供，随即被判处死刑。拉伊克事件还牵连到其他几位匈共高层干部，并在全国引发了清洗铁托分子和间谍的政治迫害，整个匈牙利社会被政治恐怖所笼罩。与此同时，执政的共产党政府仿效苏联，在当时主要依靠农业的匈牙利盲目推行工业化，又强行实行农业集体化，导致经济大幅度倒退；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心中怨愤越积越深，只是迫于高压政治才无法表达和反抗。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针对斯大林发起攻击，这在欧洲各国都激发了强烈回响，匈牙利自然也不例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顿时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政治氛围的略微松动使得刺耳的反对声音霎时在全国各地迸发出来。7月，重重压力迫使拉科西下台，由其副手格罗接替。人民开始要求为政治迫害中的数十万受害者平反。由党内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召开大会，历数拉科西的罪行，敦促格罗为政治受难者平凡，终结专制、走向民主。格罗被迫释放了300多名政治犯，并正式为拉伊克平反。匈共决定在10月6日为隆重安葬拉伊克等四名原党内领袖的遗骸。当日，布达佩斯街头30万人参与守灵和送葬，以沉默为武器冲击着格罗摇摇欲坠的政权。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人民当时的希望所在、曾任匈牙利总理的纳吉。

纳吉是匈共党内元老，也因坚持独树一帜的经济改革路线而屡遭打压。他曾于1949年批判当时的农业集体化政策，指出“强制实行集体化，必然要以灾难而告终。”1953年，纳吉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出任总理。他表示，要结束政治迫害，为受害者平反；要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让人民吃饱饭；他甚至宣布农民可以自由退出集体农庄、选择私人耕种。纳吉在政治领域的见解也极大地超前了历史：他明确提出民主和法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并尖锐地指出匈共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专制独裁。1955年，纳吉被拉科西解除总理职务。他拒绝进行自我批评，坚持改革言论，随即被开除出党。然而，纳吉的改革措施和不妥协的态度使他在匈牙利人民心目中获得了极高的威望；在对当前执政者彻底失望之时，人们热切地期待着他能够重新领导匈牙利走出泥沼。

拉伊克的葬礼过后，匈牙利民间对政治权利的呼声愈发高涨，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匈牙利作家协会要求召开党的特别大会以讨论人民的政治诉求；裴多菲俱乐部向党中央提出“十点要求“，要求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推举纳吉执政；布达佩斯大学生联席会议也同时提出“十六点要求”，要求政治民主化及苏军撤离。

与此同时，正在历经同样变革的波兰，改革派哥穆尔卡被人民推举上台执政；这大大激发了匈牙利人民的信心与热情。10月23日，布达佩斯爆发大学生声援哥穆尔卡的示威游行，内务部旋即禁止任何公共集会与游行，这反而激怒了旁观群众，游行队伍暴增至10万人。当晚，布达佩斯英雄广场的25米高的巨型斯大林铜像被推倒。布达佩斯四分之一的人口聚集到广场，呼唤着纳吉的名字。纳吉在群众要求下发表了演说，要求人们冷静。

此时，领导人格罗也仓促地发布了讲话，却采取了一贯的官腔，称“我们需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言辞间将参与示威的群众视为反革命暴徒。人们愤怒了，开始包围和进攻电台大厦，要求电台播出人民的民主呼声。不知是出于命令还是出于意外，电台附近的保安部队对群众开枪了，这使得冲突和骚乱瞬间升级。国防部派来了军队，同情民众的士兵居然将手中的枪交给了群众，转过身来共同对抗保安部队。

10月24日凌晨，匈共中央不得不同意由纳吉出任总理职务，群众的要求得到了部分满足。然而与此同时，匈共却向苏联发出了求救讯号；苏军的坦克逼近了布达佩斯街头，这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愤怒甚至仇恨。布达佩斯市委大楼被包围，市委书记和几名干部遭受枪杀，这后来成为将“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证据。

纳吉上任后立即着手进行改革，他免除了格罗的职务、改组政府、废除一党专制、取消国家安全局，并将民间武装力量编入国民警备队以恢复国内秩序。如果说赫鲁晓夫的改革局限在经济层面，临危受命的纳吉则在短短13天的执政期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民主尝试，这无疑超越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接受底线。与此同时，纳吉的新政府也并未获得群情激愤的群众的认可，他们认为这只是吸收了几个党外人士，算不得真正的多党执政。

由于苏联一再拖延撤军时限，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成为中立国。11月4日，苏军坦克再次开入布达佩斯街头，纳吉政府被推翻。纳吉及其追随者躲入南斯拉夫使馆，却被苏军强行劫持。紧接着，针对匈牙利事件的大逮捕席卷了整个国家，上千人被集体枪决。1958年6月16日，匈牙利司法部在报纸上公布：“匈牙利十月反革命事件的主谋纳吉……等四名主犯，因阴谋暴动推翻匈牙利合法制度、叛国投敌、军事哗变等罪行被匈牙利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被视为反革命分子的纳吉，临刑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二

出卖了纳吉的，是他的亲密战友、曾出现在他内阁部长名单中的卡达尔。

在匈牙利事件爆发初期，卡达尔是站在纳吉一边的。他在电台上发表声明时称：“我国人民在光荣的起义中已经推翻了拉科希政权……若没有人民的自由和国家的独立，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然而，或许是对纳吉的改革缺乏信心，或许是骚乱中的杀戮行为使他动摇，在纳吉成立内阁之时，卡达尔秘密潜逃投靠苏共。苏军第二次进入布达佩斯并推翻纳吉，正是出于卡达尔的要求。

后来，卡达尔曾说：“在某些情况下，有人不得不做当时只有几个人能理解的事情。然而，他却不得不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期待人们以后会理解他的动机。”事实证明，1956年革命失败之后，匈牙利没有人能理解卡达尔。他被当作卖国贼、叛徒、苏联的走狗，面对的是全国人民的不信任和工人总罢工。苏军进入当日，他带领重新组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即原匈牙利共产党）成立了“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发布了十五点纲领，承诺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然而很快他便出尔反尔，推翻了自己提出的所有纲领。1957年的大逮捕迫使20多万匈牙利年轻人背井离乡，罢工也遭到残酷镇压，匈牙利似乎重新回到了拉科西的黑暗统治之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匈牙利在东欧剧变之后摆脱了匈共一党专制，但如今，人们对卡达尔却怀有尊敬和感激之情，似乎他在1956年革命中的污点已淡漠得可以忽略不计了。那么，在统治匈牙利的三十余年里，卡达尔究竟如何成功扭转了自己在历史中的面目呢？

匈牙利事件平息之后，卡达尔表面上维持着同拉科西一样的政治恐怖，但实际上，一些不易觉察的缺口已经打开。获得政权以来，卡达尔从未真正恢复过拉科西时代的新闻预审制度，报刊和电视节目都可以出现对政府政策的批评（不过由于书报审查具有追溯性，当时的报刊还是会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审查）；1961年，卡达尔在讲话中宣布了“结盟政策”，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1967年以来，一些立法和监督职能被归还到了议会手里；1971年大选中，公民已经可以提名自己的候选人（虽然他们仍然不得不对执政党表示支持）。但是，政治领域的改革相对而言是较为缓慢的，最为重要的变革仍然是在经济层面，即1968年开始推行的“新经济体制”。从此，匈牙利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改革的成功范例。当东欧各国都陷入商品短缺的窘迫局面之中时，匈牙利的市场已是一片繁荣；到七八十年代，对匈牙利人民来说家用电器已不是奢望，汽车和乡间别墅也似乎触手可及。

主导经济改革的是卡达尔的幕僚涅尔什，他后来被称为“匈牙利经济改革之父”。他曾明确表示，他认为自己所执行的经济路线并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适合匈牙利的第三条道路。70年代末，中国曾多次派代表团访问匈牙利，考察其经济改革成果；涅尔什也曾回访中国，并提出参考意见。可以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曾受惠于匈牙利的经验。

然而，随着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原料与燃料价格疯涨，匈牙利不可避免地遭受波及，人民收入水平有所下降。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危机，卡达尔渐进式的改革开始被视为裹足不前。各政治团体纷纷涌现，抨击卡达尔的现行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并发布公开信要求卡达尔下台。1988年，在匈共秘密选举中，卡达尔只保留了匈共主席的虚职，不再担任国家领导。

1989年，卡达尔逝世，送葬的队伍绵延数里，花圈堆积如山。尽管对其在1956年革命中的投机主义行为和晚年政策有过微词，最终匈牙利人民对卡达尔的感情，仍多是尊敬和缅怀。

三

1989年东欧剧变，匈牙利也借机最终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如果说波兰主要依靠的是体制外政治团体的推动，那么匈牙利依靠的则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高层的改革力量。正如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所指出的，第三波民主化转型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执政联盟中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互动，只有改革派比保守派强大时，变革才有可能发生。同时，当反对派中的温和派势力强于激进派时，也有利于与执政当局展开对话，实行和平过渡。

1987年匈共党刊中发表了中央书记卢卡奇的文章，称“匈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取决于党的工作的改进，党内不能有禁区，不能有什么不能讨论的问题，不能压制对领导的批评”。1988年，匈爱国人民阵线全国委员会总书记波日高伊在匈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社会主义不能只有一种政治声音，而应该是多元化的。这次会议对匈共领导层进行彻底改组，元老级人物几乎全部退出政治局。

与此同时，党外的反对派也在党内民主派的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1987年，一批作家和知识分子成立了第一个大的反对派组织——匈牙利民主论坛。1988年，青年民主同盟和自由民主同盟成立；1947年之前存在过的政党，也纷纷恢复了。党内民主派与党外反对派开始携手对抗党内保守派势力，而双方的较量首先体现在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重新评价上。

从1989年起，反对派组织开始积极活动，要求为重新评价1956年的事件，为纳吉恢复名誉。同时，波日高伊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把1956年事件定义为反革命是错误的，应当重新评价，以接近历史学家和舆论的观点。5月，匈共在党内外两方面的压力下发表公报，为1956年革命和纳吉平反。6月，匈牙利为纳吉举行了25万人参加的重葬仪式和追悼会。8月，反对派与匈共举行圆桌会议，基本确定了民主改革议程。10月，“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中，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人民”二字被去掉了。11月，匈牙利举行全民公投，通过了将政党组织撤出各级单位，并清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财产。

1990年，匈牙利举办了1947年之后的第一次自由大选，反对党匈牙利民主论坛赢得选举，匈共一党专制的时代终于结束。在这次选举中，匈共分裂而成的“传统派”社工党未能进入议会；“改革派”社会党虽然进入议会，却也未能进入内阁。民主论坛与其他反对党组成了右派联合政府，然而其经济政策效果不佳，未能获得民众认可。同时，社会党也在积极进行改革，它摆脱了孤立地位，与自由民主联盟合作，并与全国最大的工会形成选举联盟；在其纲领中，社会党明确表示不会发生向旧体制的倒退，民主和市场经济才是方向。于是，在1994年第二次国会大选时，匈牙利社会党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得以“回朝”执政。当竞选获胜的消息传来，社会党首先做的是表明自己忠于民主的心迹，保证会“保持革新和进步”。事实上，在此后四年里，社会党的经济政策比之前的右派政府更为激进；社会党虽然源自匈牙利共产党，但它的实践与纲领已在事实上与最初的意识形态南辕北辙了。

民主化之后和平的二次政党轮替，也让匈牙利符合了亨廷顿标准下的真正已巩固的民主。在匈牙利的民主化进程中，有着拉科西的暴戾、格罗的无力、纳吉的理想主义、卡达尔的功过是非，也有着波日高伊等党内民主派和民主论坛等党外反对派的努力；同时，匈牙利的历史轨迹极大地受到苏联政局的影响和周边国家的波及。面对拉科西的政治恐怖，匈牙利群众采取了暴力抗争，从而冲破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面对温和的独裁者卡达尔，党内改革派与党外反对派进行了理性合作，共同压制了保守派势力，实现了和平的民主过渡。在二次轮替之后的1998年大选中，反对党青年民主联盟赢得了选举，组成联合政府；而2002年与2006年，社会党连续两次在大选中获胜。可见，由于积极配合政治改革，同时主动进行自身转型，匈共重组后的社会党并未丧失民众基础。在民主化制度中切合人民的政治与经济诉求，使社会党在东欧剧变之后仍能活跃在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