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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心人把中国数量如恒河之星的落马贪官忏悔语录收集起来，想必也是一部足以媲美《儒林外史》一样的杰出现实主义讽刺力作。

这其中有胡长清这样自认为足以载入史册（因为他是解放后被判死刑的唯一副省级官员），活脱脱小丑嘴脸跃然而上的人物；也有郑筱萸这样的临死之前“良心发现”，留下遗书希望获得受害者宽恕的官员；还有像文强那样“怨天尤人”，把自己贪污腐化的原因归结为仕途多年原地踏步，“升官不成，就乱用权”的贪官；更有像康慧军这样，身陷囹圄依然不忘豪言壮语——他说：“我为祖国、为民族和理想奋斗的信念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会因为这么大的跟斗而丢弃，我的这种理想从来没有泯灭，我仍然抱有拳拳之心……”

他们中间最新一位是原甘肃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人志。他和妻子解亚玲因非法所得2020.9万元，除受贿的1107万元外，另有913.9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甘肃省武威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受贿罪判处解亚玲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而他在忏悔书中自认曾经也追求美好，想做一个纯洁高尚的人，而导致他堕落贪污的原因在他看来竟是纪委监察部门的作为。(10月26日《检察日报》)

“如果纪委、检察院能够定期不定期地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进行预防腐败、廉政警示谈话，我就可能不会犯罪，即使犯了也会有所收敛，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严重程度。”这是李人志在接受判决时候的忏悔。李人志这段牢骚式的忏悔颇具新意，看得出是真情实意的流露。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定期进行预防腐败、廉政警示谈话这些就有用吗？纪委、检察院又是靠谁来对他们进行监督，定期进行预防腐败、廉政警示谈话呢？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权力，最容易形成腐败的温床。谁来监督监督者，向来是现行监督体制难以绕开的一个结。如果细细品读这么多年众多落马贪官的忏悔录，不难发现，他们对造成自己身陷囹圄的局面，早已不是曾经一味的说“辜负了党的多年教育、对不起人民的重托、放松了思想学习”，透过字里行间，不难读出一股他们对制度的抱怨与无奈。

这一点，另外一个落马的贪官，原安徽省六安市原副市长王伟说得更坦率，认识非常深刻，他公开指陈自己堕落的根本原因在体制和环境。他说:“体制上，县委书记权力过大而监督乏力，如果监督制约有力，我也许就不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环境上，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大环境、大气候如此， 我一个人是无力改变的”。

一个恶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成魔鬼，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坏蛋不敢越雷池半步。权力缺乏监督，或者权力监督的不明晰，是这些落马的贪官们之所以能够滥用权力，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原因，同时也是他们走向犯罪道路的通行证，以及最终落马倒下的墓志铭。如果不从根本上堵塞制度漏洞，那只会造就更多形形色色令人哭笑不得的忏悔书，却依然无法克服阿基琉斯之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