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枣报

今天是2009年11月14日星期六。枣读如约与您见面。今天的枣读，推出容安的人物传记和菡黍的书评。

那是生命的火光

文|容安

一、闭门养羊

        梁漱溟再次抬起了手，这扇上了年纪的大门他已经敲了很多下，无人应答。他从不是个轻易放弃的人，所以他决定继续敲下去。门嘎吱一下开了，一个高大、清瘦、几乎面无血色的男子出现在面前，他淡淡说道：“不想见人，叫门是从来不应的。”梁漱溟看着这个比他小了20岁的老友，不知说什么好。

        60年代初，储安平的家已从阜内大街搬到了棉花胡同甲12号，他在院子的东边盖了个小羊圈，养了些羊。他经常拎着羊奶到章伯钧家，这个曾经引他到《光明日报》任主编的人，后来和他一起被戴上“右派”的帽子。章伯钧对储安平说：“拖，混。在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混日子，也许是你我这样的人未来的出路。”

      储安平说自己的生活只有两件事：读书、养羊。

       储安平并非从来如此了无生气，他曾是那个一手创办了发行量高达10万份的刊物《观察》，他曾高举着“自由、民主、理性”的旗帜呼吁着“第三条道路”，他曾掷地有声的提出“党天下”的意见。

       这个江苏人的一生罩上了一层浓重的色彩：理想主义。

二、《观察》

          1909年，储安平生于江苏宜兴，出生后六天丧母，十四岁丧父，由祖母抚养长大。19岁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学习英语。

         符号学派有一个观点：不是我们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们。按照这个说法，储安平被英语“说”了。4年学成毕业的他去了英语的母国——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政治，当然，是英国的政治。

        英国的宪政和民主让他很是着迷，而新闻界泰斗《泰晤士报》更是让他印象深刻，这直接导致了后来他的《观察》被自觉和不自觉地蒙上一层英国式媒体的色彩。

         1938年储安平回国，与人合办《客观》，虽然这份刊物也有相当影响，但却不能由他一个人来主事，因此他转而创办完全能自己做主的《观察》。在兵荒马乱的大上海筹款办杂志不是个容易事。

      “就在这一个远东第一豪华的大都市里，我落寞地守了好几月。这些日子是幽暗的，但我还有一盏明灯，这盏灯挂在我的心底里，吹不灭，抢不掉；这盏灯发射光亮，冲散着周围的昏暗。”（储安平）

       这盏灯是什么，恐怕就是他那理想主义发出的火光。

        1946年8月30日，《观察》创刊号出刊。第一版印了5000份，一抢而空，只得多次加印。之后这份刊物销量一路走高，到1948年12月24日停刊，最高发行量高达10 5000份。按照储安平自己的说法，以10人一份算，他的读者有100万。

        打从最开始，储安平想办的就是一份《泰晤士报》式严肃大报。《观察》的内容多时事评论、战地新闻、学术文章之类。储安平要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发言，要影响中国的中产阶级进而改变中国。他振振有词的说过：

      “人类最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的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

      “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史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有各种基本的人权以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并促进国家社会的优性发展”。

         所以这里聚集了胡适、费孝通、马寅初、卞之琳、王芸生、冯友兰、傅斯年、梁实秋、曹禺、钱钟书等一批有学识有见地的撰稿人，还有当时政治经济领域高端从业人员、军人、大学生等尾随其后的读者大军，储安平借由这份刊物建构了一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空间，成为那段时期知识分子议论国事的公共论坛。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短短两年时间，《观察》已经将自己写入历史，此后为人所津津乐道，它所播下的自由主义种子曾短暂的有过发芽的机会。

        储安平的种子是英国式的，这种子能否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我们暂且不论，就储安平本人而言，其内里依旧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救世理念。

      “出世”与“入仕”是几千年来一直困扰着传统文人的问题，储安平同样要做出选择。储安平试图以“出世”的姿态去达到“入仕”的目的，即“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报刊的确给了他这个机会。“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话语之权操之于我”，他要说话是为了改变整个社会现状。然而随着《观察》被查封，储安平失败了。但同时，储安平无疑是成功的，《观察》的被封直接证明了它的影响力之大。

         他将英国式自由主义理念的枪装上传统文人救世理念的弹，前有对执政20年的国民党发出“一场烂污”的评论，《观察》被停刊，后有对执政8年共产党的“党天下”言论，终惹火烧上身。

三、“党天下”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到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及少数人闹事问题。

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已经有了详细的斗争策略：“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民主人士储安平凭着他丰富的办报经验和影响力，被引荐到《光明日报》唱民主人士的“对台戏”。1957年4月1日，那天天气不错，在章伯钧的引领下，储安平踏入《光明日报》编辑部大楼，正式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可敬又可怜的储安平少了敏锐的政治嗅觉，在一场即将到来的政治暴风雨中，他依旧紧紧抱着那杆储安平式理想主义的枪，试图击毙新社会这头狮子身上的吸血的蚊蝇。

    “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无困难，这是规律。民主党派多，一定要挨驾。我们要估计到这些国难，做得尽力，骂也不怕。办报就在风浪之中。是否符合事实，风浪也不怕，要登。要精神，要沉得住气。”他的坚定信心在少了政治智慧的情况下并不能阻止他栽在这次风浪中，而这次引起的风浪让他再无翻身之日。

         浪尖上就是那篇《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单位大小，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

         这不合时宜的风浪让掌舵者毛泽东“几个晚上没有睡好”，随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是为什么？》的评论，强烈谴责储安平等人，从此成为知名“右派”。

       他的第二任妻子本因看重他的家产和名声而来，“丢脸”的“右派”帽子一来便离他而去，儿子也登报断绝父子关系，可谓妻离子散。将近不惑之年的储安平从浪尖跌到政治的汪洋，无可辩驳，无法呼吸，身心俱残。

        当年对国民党的统治，他说自己已经到了“连骂的兴致都没”的地步，那是真的失望了。对共产党他满怀希望，一腔赤诚地希望自己能有所作为，然而此次的失望断然没有任何新的气象可以改观，于是他只能颓散下来。

        一次，他去章伯钧家拜访，章伯钧建议储安平可以做些翻译工作，并建议翻译英国诗歌，储安平说，“英国诗歌的高贵优美之处，在于常伴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和深谙世道的智力。比如，谁也没有见到汉姆莱特父亲的亡灵，但谁都相信这个丹麦王子的悲哀。从前读来，是受其熏染，现在读来，情何以堪？”他的那杆自由主义的枪不但没有伤到他想消灭的敌人，反而走火将子弹射向自己。这男人所经历的“沉重的悲哀”让他情何以堪。

        十年的深居简出之后而来的不是黎明，而是更浓重的暗夜。文革开始后“情何以堪”的他终于无法忍受而跳水自杀。可怜水只没到胸口，没好死成只得赖活着。

        1966年9月中旬，储安平被传失踪。有人说他当时已经被活活打死，有人说他到山东跳海自杀，有人说他出家当了和尚，有人说他逃到了国外。这至今还是一个谜。

         他和他的自由主义理想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这样评价储安平：“他（储安平）有头脑，但不要他思考；他有精力，但不要他出力；他有才能，但不要他施展。”他所留下的是他那盏“吹不灭，抢不掉”的灯。

        他的儿子储望华说“我常常想，我无法与父亲相比。父亲一直在思考政治、思考社会，而我接触的领域比他小，我想的更多的是艺术，把钢琴曲作好，有更多的听众。但是如果父亲知道我是在做一些实事，是以音乐有作为于国家、社会和人民，他也会很欣慰的。”

         他曾写了一首《生命之歌》的诗，或许他想到了他的父亲：

         那是/生命的火花/曾迸发于/梦与醒的交界

         它/诚然是微弱的/却照亮了/灵魂的深谷

         犹如一颗/划破黑夜长空的/流星

        虽瞬即逝在/地平线的尽端

        却永远的/流连于/宇宙的无限。

         1988.10

 

 

春恨秋成      文\菡黍

        萧丽红写下《千江有水千江月》后，十五年没有出新作品。很多人从青年等到中年，终于看等到了《白水湖春梦》。 传闻萧丽红是胡兰成的弟子，不过私以为，萧丽红的文笔和气度远在胡兰成之上。萧丽红笔下的台湾小村镇，山川灵秀，人物俊朗，俗语俚语用得浑然天成，其作品常被人赞有《红楼梦》遗韵。我最爱萧丽红的，是她文章中无法复制的灵动与纯净，较之《千江有水千江月》的唯美轻灵，《白水湖春梦》则更厚重、宽广。第三期枣读黎简大人曾推荐过《千江有水千江月》。

        这本三百余页的小说讲述了台湾一个小镇半个世纪三代人起落悲欢的生活。扉页上一行“写给在世间受伤的”给这本书定下舒缓的悲悯情怀。小镇上两个青年才俊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中突然消失，给两个家庭几代人心里留下无法弥合的伤。他们后代的爱情，在弥漫的伤痛里悄然静默地发生、结束。无疾而终的爱情经过时间的洗礼成为心头一种寄托和救赎，在世事变迁中折射出凄美纯净。冰冷的白骨却无法容忍被美化，政治迫害阴阳两隔导致几代人的人生悲剧比有情人无法成为眷属更刺痛人心。

        这是一个沉痛的故事，萧丽红却把寻常的柴米油盐写得异乎寻常的美，大段大段的方言对白让整部书如同一首长长的台湾国风。小说从菜市场写起，菜市场如同一个大舞台，买菜的人如演员一个个登场。萧丽红的描写着实写实，买菜人卖菜人之间几角碎银的推让、缺斤少两的纠纷，一个菜篮子写出一个家庭，众生百态纤毫毕现。政权的更迭亦从菜市的兴衰中不动声色地显示出来。白水湖镇上十多年前的故事，几十年后发生的故事，就在小小菜市场布下草灰蛇线。邱永昭在一个清晨被人带走，再也没有回来，十多年后他的儿子邱苍泽子承父业，在他曾任教的小学执教。邱苍泽意外得知一个学生的祖父黄润和自己的父亲同时失踪，再也没有回来。两个家庭经历着相同的劫难，却因着两位母亲性格的迥异而让两家资质同样优秀的后辈的命运迥异。邱永昭温柔的妻子用仅存的微弱的气息默默将孩子送上大学，黄润刚烈的妻子坚持不让两个天赋极高的儿子继续升学，两兄弟一个学木工，一个学电工，每日静默做着养家糊口的事，只字不提过往。纵然政治控诉，萧丽红的文字也表现得如此平实内敛，没有诋毁与嘲讽，没有意识形态的装饰，几十年悲喜哀乐交付耳口言说，用两个家庭的日常生活来表示，字字句句有种直见性命的力量。

        不长的小说，写了三代人的爱情。大多数的爱情没有明显的开始结束，就在身不由己的生离、死别、世事变迁中湮灭。来时无声，去无痕。小说中最美的一段是邱苍泽和春枝之间心照不宣的爱情。苍泽和春枝两人从小相识，在同一所学校念书，在同一个学校教书，却都不敢表露心迹。爱情隐忍顽强地悄悄成长，碍于家庭环境的殊异却只能放弃。这个桥段不能简单粗鲁地归为门第偏见导致的爱情悲剧。可以预见这段感情不能被家长接受与祝福，可以预见这段感情将受到百般阻挠，而苍泽和春枝亦都是极为孝顺的人，如果以割裂亲情为代价，心内必然有悔恨。年过不惑的苍泽，忆起春枝时，整颗心是未曾有过的清澈，这一生一世，感念她。她不拆毁他周围的世界，竭力让他在浩劫之后好不容易换来的宁静中平和地生活。而她，则选择远嫁他乡，用离开的方式保护受过伤痛的苍泽的心。全书最美的一段描写是春枝不堪相思之累向姐姐倾述对苍泽的感情后，决定留半天时间做真正的自己。“月亮从头顶照下来，二人的身影，忽的重叠，忽的分开……春枝脱下鞋，在细沙的田埂上开心地奔跑，风不断地把春枝的裙裾吹来出去……”二人就这样走在月色下，时常静默无语偶尔低声说话。心意不用言明彼此早已心知肚明，却又无可奈何。没有伤，更多的是宽谅与理解。看这本书，似乎有一种温柔绵长的力量，让心卸下形役，放下过往，轻柔地舒展。

        不管是感情遗憾，还是政治劫难，萧丽红都喜欢用佛法的宽大去化解。《千江有水千江月》中，面对无疾而终的感情，贞观在两年之后从佛家偈语中重获得内心的平静与释然。《白水湖春梦》中，佛法则成了所有世间受苦者唯一的救赎。并非每个人都出家，然似乎幸福宁和的人心中自有佛法。全身贯穿着浓厚的因果相报、六道轮回的观念。但萧丽红笔下的佛门并非俗世的避难所，将一切不如意恣意发泄，而是面对自己的本心，日日自省，梳理自己的小情绪，对世间事物单纯地热爱与付出。书中描写的尼姑庵生活，众女子皆有一颗旷达与博爱之心，亦非避世，而是实实在在地热爱衣食住行的劳作。人生如梦，却并非了然无痕。这或长或短的岁月，陪着自己走过的，是勇气、善良、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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